25日开始，日军第一中队开始在塞里东侧一公里处建造炮楼。与此同时，为了掩护这一据点的建设，日军17大队派出第三中队（中队长近藤大尉）第四中队（中队长柴山茂中尉）和第一中队携手，由近藤大尉指挥，在塞里周围连日进行扫荡。八路军则回避正面战斗，但不时以冷枪冷弹袭扰日军。

    桑岛的卫生班也随讨伐队行动。他这样回忆5月31日夜间出动时发生的事情：“连续参加讨伐已经达到了两个月，这次作战渐近尾声。5月31日夜里三点，部队再次从大辛店向西南方出发。我因为过于疲惫，在行军中居然睡着了，而且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把我从梦中唤醒，惊异中抬头看去，正看到眼前一根十米高的巨大火柱腾空而起。与此同时，感到我身边有人倒地并发出叫声。但是，夜暗中我无法看清他们。三木卫生军曹急忙从军医背囊（日军卫生士官的偕行装具，用于放置抢救和应急处置的医疗用品）中取出手电，光线下可以看到约有十名官兵倒在地上痛苦挣扎。经过确认，无线电通信班所有人员，包括北拮班长以下九人均为地雷所伤。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依靠仅有一支手电的微光进行抢救之困难简直无法想象。和枪弹伤，刀伤不同，地雷不规则的破片造成的伤口异常复杂，处置起来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匆忙中，尽其所能地给所有受伤的官兵注射了破伤风血清和坏疽血清。九人的情况全部清查处理完毕，东方的天空已经放亮。此时，才能够从附近的村子招来保安队并弄来一些门板充当担架，由两个小队护送伤员后送到大辛店。

    由于这一事故（译者注：日军总是把遭到地雷的攻击称为“事故”，而不视为作战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两个小队返回之前，整个讨伐队只能留在原地休息。这样又足足等待了三个小时。仅仅两三名八路军，就把一个大队的讨伐队折腾得狼狈不堪，真是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这次事故遇到的不是普通压发地雷，而是拉发地雷。使用拉发地雷，是八路军作战效率很高，而日军甚为恐惧的一种战术。这种战术主要是民兵使用，但华北的日本军队因为这种战术产生的牺牲者比比皆是。

    这一战术的作战模式大致是这样的：夜间，监视并发现日军讨伐队从宿营地出发，八路军会派出两三名奔跑迅速的民兵，预先赶到日军进发的前方线路上等待。他们在路上埋设地雷并盖上伪装网，布置拉火索。为了达到“一击必杀”的目的，他们借助遮蔽物在不过十米远的地方隐蔽，其目标通常选择骑马的日军军官。他们会在目标踏上地雷的一瞬间，拉发地雷并伴随着爆炸一跃而起，如狡兔般脱离。由于他们熟悉地形，要想抓住他们实在并非易事。但是，这种任务，显然如果不是特别敏捷和矫健的人也无法完成。

    以大队规模进行讨伐，大队部总会有多名乘马军官聚集在一起，正是攻击的绝好目标。昭和17年（1942年）十二月，第三次鲁东作战中，第十九大队的讨伐队在锯齿牙山的山麓就遭到拉发地雷的袭击，当时大队部被炸个正着。虽然大队长池田增雄大佐幸运地没有负伤，但大队副官吉田正中尉（死亡），军医官冈志豆雄中尉（重伤），书记官村田藤信军曹（战死）等七人均被杀伤。

    顺便说一下，这次被炸的无线电通信班并非骑马，而是步行的。当时的行军序列是这样的。尖兵，即第一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随后是本部。最后面是第三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和第四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

    本部的行军顺序是 -- 直辖分队，传令，后勤副官，近藤大尉，三名书记官，军医，会计，无线电通信班，卫生救护班，侦察骑兵，迫击炮小队，行李班（弹药，粮秣）

    八路军放过了作为尖兵的第一中队，目标直指本部的骑马军官们。但是，因为操作上可能有点迟延，地雷正在紧随军官背后行军的无线电通信班脚下爆炸。我则正走在无线电通信班后面，要是走得快恐怕也难免受伤，却是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这次事故之后，5月31日下午三点，在塞里进行了这次扫荡行动的结束仪式。在部队解散的时候，近藤大尉发表了讲话，说：“长时间的作战，各位辛苦了。”但是话说得有气无力。如果能在讨伐中取得出色的战果，当然大家都会有精神，在最后一天却一下伤亡了九个人，没精神，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按照桑岛对此战的说明，这次挨了地雷的讨伐作战，让他对自己体力和精神力的自信大大加强。但是，作为大队而言，整个讨伐中一具八路军的遗体都没有见到，在招远的霞鸣缴获了两匹被遗弃的中国马，算是最大的战果。而日军自己，却付出了阵亡一人，负伤十三人的代价。

    “由此，也可以看到和八路军作战的困难了。坚壁清野加上八路军巧妙的闪避战法，让日军兵器和战术上的优势完全无法发挥出来。”桑岛总结道（P120)。

    从敌人的眼中所见的地雷战，桑岛的经历，也许正是华北抗战的一个缩影吧。（作者：萨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