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靠小酒店的微薄收入，养活了一家５口，还照顾着狱中６位同志。“我虽然受了这些苦，我是心甘情愿，因为我革命。”
１９３２年９月，湘鄂西苏区的斗争失败。朱端绶与熊瑾玎、谢觉哉等人撤退到洪湖的芦苇荡里，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脱险，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他们在上海开了一家酒店借以掩护身份。临时中央分配熊瑾玎负责内部交通。朱端绶因有孕在身，暂时看守机关内务。熊瑾玎把在湖南老家的大儿子熊侃文叫到上海，帮助经营酒店。
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贺龙的结发妻子向志德及家人来到上海。她的住所曾是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站。党中央撤离上海后，向志德及家人的供给来源就中断了，家里的东西都当光了。一家人搬到徐家汇眉寿里１６２号一个理发店的楼上栖身。直到熊瑾玎再度回到上海，向志德家的生活费才有了保证。
１９３３年４月８日清晨，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特务和法国巡捕破门闯入向志德家，将在家的人一一捆绑，押上囚车。敌人还在理发店周围布下暗探。上午１０时，熊瑾玎打扮成医师去给向志德送生活费，中了埋伏，被特务扭送到巡捕房。
正在家中“坐月子”的朱端绶，不见熊瑾玎回家吃午饭，便让熊侃文到理发店探听消息。熊侃文跑上三楼，被敌人逮个正着。直到晚上，仍不见熊侃文归来，朱端绶感到问题很严重，便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朱端绶立即开展营救工作。她找到宋庆龄，请来史良、董康、唐豪等著名律师，为熊瑾玎及贺龙家属辩护。
第三次开庭很关键。党组织要朱端绶在开庭前随史良去候审室会见熊瑾玎，看他有什么话要交代。不料，朱端绶随史良到场时，已经开庭，她们只好在候审室里焦急地等候。闭庭时，熊瑾玎正好从候审室门口经过，朱端绶一眼看见他，赶紧走上前，没等开口，却被跟在后面的叛徒徐锡根看到了。
徐锡根曾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负责工运，见过朱端绶。徐锡根喜形于色，总算逮着一条“大鱼”。他当即指认朱端绶。朱端绶被缉拿，押送到法国巡捕房。由于熊瑾玎夫妇平时工作非常谨慎，即使徐锡根这样的人，也不知道朱端绶的真实身份，只知道她在机关烧水、做饭，大家都叫她“小妹妹”。
在审讯中，朱端绶一口咬定：“我是熊佑吾（熊瑾玎的化名）的表妹朱慧吾，因丈夫病故，来上海投靠表兄，找一份工作，听说他受冤入狱，便随同乡一道来探望他。”说着，她转脸指向徐锡根：“谁知道碰到这个坏人，你们听了他的鬼话把我抓起来，快点放我走！不然我的同乡走了，我连路都不认识。”
徐锡根花言巧语地劝说朱端绶，还要她吃点心。朱端绶拿起一块蛋糕打到他的脸上。徐锡根嘻皮笑脸地拍拍她的肩。朱端绶顺手打了他一个耳光：“你这个坏蛋，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还诬告我！”朱端绶主动向徐锡根进攻，指骂他是贼坯子，是坏蛋，是流氓，是害人精……徐锡根用力一甩手，恶狠狠地说：“就算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总有人知道，你等着瞧！”
为了掌握朱端绶“通共”的证据，巡捕押着她去找自己的住处。朱端绶故意装糊涂，找了半天，仍然不知东南西北。巡捕气急败坏地提起皮鞭抽打她，可依然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无奈之下，巡捕又将她押回巡捕房。朱端绶的案子经过８个月的调查才判决。因缺乏证据，不得不将她无罪释放。
这时已是１９３４年初，上海党组织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朱端绶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手里没有钱，自己和两个女儿都饿得骨瘦如柴。而饱受牢狱之苦的熊瑾玎患有肺病需要营养，牢里的向志德一家和邓中夏的妻子李英（即夏明）等同志也需要时常送些日用品和饭菜。朱端绶在敌人屠刀前没有畏惧，更不会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她把父亲和妹妹朱慧从长沙老家接到上海，又向老乡借了些钱，在法租界开了一个小酒店。姐妹俩起早贪黑，除想方设法卖酒外，还做一些猪头肉、卤猪肠、盐水花生米等酒菜。辛辛苦苦地忙碌一天，只能赚到一两块钱。家里有３个大人和２个孩子，监狱里还有６位同志，朱端绶每个星期送两次菜和书报给熊瑾玎；每月去看关在监狱的难友，送些食品和日用品，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朱端绶在自述中写道：“我虽然受了这些苦，我是心甘情愿，因为我革命。”
经过长达４年多的官司后，熊瑾玎仍被反动当局判处８年徒刑。１９３６年，朱慧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熊瑾玎夫妇在上海的工作和表现。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派毛泽民、钱希钧夫妇前往上海，设法营救熊瑾玎。饱尝４年零５个月铁窗之苦的熊瑾玎终于获释出狱。
熊瑾玎是《新华日报》的总经理，监视报馆的国民党军团长竟是他的三儿子。周恩来派朱端绶去做统战工作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在武汉创刊。同年１０月，因日军进攻武汉，被迫迁往重庆。抗战时期，熊瑾玎一直担任《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朱端绶起初负责外埠发行，后来又担任会计科长。
在国统区办报，要冒很大的风险。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同意《新华日报》出版，实际上却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阻挠和刁难：限制发行量，砸抄营业部，拘留报童，封锁纸张来源……国民党第二○○师的一个团就驻扎在报社上面的虎头岩，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新华日报》。
说来也巧，这个团的上校团长正是熊瑾玎与前妻的三儿子熊笑三。熊瑾玎是公开的共产党员，无法进出熊笑三的团部。周恩来决定派朱端绶去做熊笑三的统战工作。
在认识熊瑾玎之前，朱端绶就认识熊笑三。大革命时期，他们同在长沙读书。“五卅”惨案发生时，湖南长沙掀起规模空前的反帝怒潮。朱端绶曾和第一师范的熊笑三等人组成宣传队，到农村演戏，唤起民众。后来，熊笑三报考黄埔军校，走上行伍之路。
当熊笑三得知山下《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正是自己的老父亲时，也很为难。他曾对上峰和同僚说：“我没有父亲，只有一个远房叔父，２０多年不见面了。”可作为儿子，又不能不尽孝道。１９３９年除夕前，熊笑三的团部杀了猪。他让勤务兵将十多斤猪肉送至鹰嘴岩，托人转给报馆。朱端绶利用这个机会，决定亲自去看熊笑三。为了甩开跟踪的特务，她假装外出串门，从鹰嘴岩绕道，走进熊笑三的团部。
这次会面，朱端绶与熊笑三谈得很投机，一晃两三个小时过去了。熊笑三吩咐炊事兵准备晚餐，边吃边谈。直到这时，熊笑三才婉转地请朱端绶给老父亲带话，他说：“过去，因为我们走的路不同，这些年音信全无。现在好了，国共合作抗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两党应团结起来，光复我们的锦绣河山……”朱端绶赞同地点了点头。离别时，熊笑三夫妇一直把她送到鹰嘴岩，还送了几条活鲫鱼和一块腊肉给老父亲吃。
从熊笑三的团部回来后，朱端绶立刻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满意地笑了：“不错嘛，有收获！”
在重庆的那些年，朱端绶每月总是要抽时间去熊笑三处。从熊笑三处，朱端绶获得了不少有用的情报。有时，朱端绶在熊笑三家也会碰到一些陌生的面孔，有军官，也有政客，或有阔太太们到家里搓麻将。人们看到朱端绶举止端庄、讲话伶俐，难免窃窃私语。熊太太则淡淡一笑，说：“她呀，可是我们笑三的中学同学。她的丈夫是个很有钱的资本家啊！”
在国民党军警和特务严密监视的重庆，寻址建馆是个大问题，把房子租给共产党要冒很大的风险。熊瑾玎夫妇通过各种关系，取得许多党外朋友的支持。《新华日报》陆续在虎头岩、庞家岩、民生路、化龙桥、沙坪坝、高峰寺等地分别建立起总馆、总理部、营业部、采访部、发行科和多处发行站。要办报就要有资金，仅靠报刊发行的收入，根本无法维系报社的生存。敦厚、谦和的熊瑾玎很会交朋友。但摸情况、打头阵的事，还需要泼辣干练的朱端绶出马。
曾经拍摄过《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等揭露国民党腐败、反映人民苦难生活影片的昆仑影业公司经理任宗德，抗战初期是重庆国防动力酒精厂的厂长。他和妻子周宗琼当时都是积极主张抗战的。《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就设在酒精厂营业楼的一层。在朝夕相处中，两对夫妻很快成了知心朋友。周宗琼还向朱端绶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周宗琼母亲在鹰嘴岩的家，也成了报馆与外地来人接头的地点。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和熊瑾玎夫妇推荐，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周竹安成了任宗德的得力助手和高参。他协助任宗德扩建厂房，更新设备，创建分厂，使酒精产量猛增。抗战急需大量的动力燃料，以酒精代汽油，为任宗德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商机。短短几年，他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在重庆算得上是有实力有影响的大实业家。任宗德曾为《新华日报》提供了大量的周转资金，而且从来不让打借条，不但不计利息，甚至连法币贬值的损失也不要报社负担。国防动力酒精厂几乎成了《新华日报》的金库。皖南事变后，酒精厂又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隐蔽、转移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
国民政府四大银行联合总署（简称“四行”）专员、湖南省银行驻重庆经理楚湘汇，是熊瑾玎夫妇的同乡，又是最好的朋友。他还是中共领导的兴华炼油厂的厂长。他利用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为兴华炼油厂搞到桐油（炼制汽油、柴油的原料）的长期供应许可证和“四行”的优惠贷款。兴华厂将炼制的汽油、煤油和柴油，通过秘密渠道，常年不断地供应《新华日报》，保证照明和动力用电。兴华厂办得很出色，还被国民党当局评为甲等厂。
办报最紧要的是纸张。《新华日报》每天用纸至少要四五十令。而重庆市面的纸张十分短缺，国民党又百般刁难，企图切断纸源，迫使《新华日报》停刊。熊瑾玎夫妇设法取得了一些进步纸商和党外朋友的支持，采取代为购纸、合办纸厂、自己办纸厂等多种形式，顺利地解决了纸张供应的难题。最可笑的是，就连堂堂的《中央日报》，也曾来向熊瑾玎借纸救急。
朱端绶甚至把工作做到了化龙桥警察局。一位叫曾一波的警察同情共产党，赞成抗日主张，经常给报馆送信息，提醒《新华日报》加强防范。他管辖内抓去的报童，先后都被放了回来。
在周恩来的关心和领导下，在众多党外朋友的帮助下，《新华日报》从创刊到被国民党封闭，一共坚持了８年多的时间，却从未因原料和资金的不足而停刊。《新华日报》的发行量不断增加，直逼《大公报》，压倒了国民党的《扫荡报》和《中央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