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权力悲剧：做宰相还是做摄政？

 作为明代最杰出的阁臣，张居正真正的悲剧在于：他没有宰相的名份，然而在责任上，皇帝和六部臣僚都希望他履行宰相的职责；在权力上，皇帝和六部臣僚又都不会给予和拥护他作为宰相应有的权力。

　所以，为了不变成一只风箱里两头受气的耗子，张居正不得不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孤注一掷。

　　叶首辅的牢骚

　1609年12月，大明朝唯一的阁臣叶向高心情极度郁闷，在给万历皇帝的奏章里大发牢骚。

　叶首辅说，朝廷诸臣都纷纷写折子归罪于我，轻的要求我辞职，重的要求我以死谢罪。所有的怨恨，都聚焦在我孱弱的身躯上。我即便是铁铸石雕，恐怕也要被销融 掉。如今祸乱还没有来，天下人就已经将我视为罪魁祸首；一旦发生什么变故，我恐怕死了也难让天下人满意。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衅毒，如今却让臣我一个人来承 担，我真是痛彻心扉，冤枉死了。（《纶扉奏草.时政疏》）

　牢骚看起来不小，不过却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件做导火线。千篇一律的日子里，堂堂叶首辅居然如此大发牢骚，自然得好好听听他的理由。

　叶首辅说：内阁里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皇上和群臣都把我当成唯一的宰相。可是，皇上你希望我完成宰相该完成的工作，但却不给我宰相的权力；六部大臣们也把那些大事推给我，说那些都是宰相的职责，可是他们又从不拥护我作为宰相的权力。

　牢骚发到这里，需要作一点解释。内阁是明代特有的产物，极度迷恋集权的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考虑到工作量实在太大，就设了内阁这么个顾问机构来协助自己。朱 元璋留有两条祖训，一条是“后世有敢言设丞相者，杀无赦！”；另一条是“六部分理天下事，内阁不得侵”。这两条祖训正是叶首辅这顿牢骚的根源。

　叶首辅说皇帝让他做宰相该做的事，又不给他宰相该有的权，其实是万历皇帝严格遵循祖制不设丞相的结果。六部大臣的矛盾态度，也很容易理解：一方面，因为怕担责任，每逢大事，他们都十分愿意推给阁臣，这就等于将阁臣视作了宰相；另一方面，又没人愿意自己手里的权力被瓜分，朱太祖两百年前已经说得很明白，处理 “天下事”的权力属于六部，与阁臣完全无关。两方面一结合，六部大臣们对待叶首辅的态度自然是：有责任，你负！要分权，不给！

　——出了事，你们就一个劲地弹劾我，指责我；我要出面来处理这些事吧，你们又不听指挥，生怕我夺了你们的权！如此看来，叶首辅这顿牢骚，实在是发得大大有理。

　最后，叶首辅说：“我朝的阁臣们，本来只不过是皇帝的顾问，而不是什么宰相。中间有那么一两个权臣，向上窃取君王的权威，向下侵犯六部的职务，最终都没得到什么好下场。”

　叶首辅的意思很明白：按照祖制，俺就是个高级顾问，皇上您别拿我当什么宰相，我也不要宰相的权力；群臣们也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也是宰相的责任，那也是宰相的责任，俺不分你们的权，俺也从来就不是什么狗屁宰相。

　一句话，这顿牢骚的主旨是：俺才不做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二百五！

　　从内阁突围的３种方法

　类似叶首辅这样的牢骚，几乎大明朝所有的阁臣们都发过，只不过叶首辅仗着万历皇帝喜欢自己，而把牢骚公开说出来了，其他人则只敢憋在心里。

　对许多人来说，进内阁，好比进地狱。

　许多阁臣对朝廷表现出不合作态度。万历朝的另一位首辅李廷机，在位三年零九个月，辞职信前后写了120多次，最后竟仓皇弃官而逃。不到十天就要去向皇帝辞一 次职，可见对做阁臣恐惧到了什么程度。和李廷机相比，叶向高也不遑多让，入阁还不到五个月，就写了辞职信，要求退休，结果没得到万历批准；随后干脆闭门不 出，窝在家里不去内阁上班，直到惊动太后出面敦请……做了七、八年阁臣，前前后后加起来，辞职信竟多达六七十封。

　除了辞职不干，消极怠工也是从内阁突围的有效方式。许多阁臣刻意回避国家大事，一心一意做和事佬。嘉靖年间的首辅徐阶，动辄就以“调停国手”而自诩，万历朝的另一位首辅申时行，则从入阁的第一天开始，就“下决心当和事佬”（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古人常用“伴食宰相”来讽刺无所事事、尸位素餐之人，在明 朝，这一类称谓集体大爆发，什么“万岁阁老”、“刘棉花”、“纸糊三阁老”、“土木偶”、“清客宰相”……这等千奇百怪的绰号，能装满好几箩筐。

　第三种从内阁突围的方式，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味道，就是干脆把自己变成真正的宰相。

　仁宣时期的阁臣杨士奇，搞过一种叫作“保举法”的新政。大致内容是：三品以上的朝臣，以及二司衙门的长官，都可以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才；这些被举荐的人才， 用作地方州郡长官的候选人；今后布政司、按察司、以及知府、知州如果有缺额，吏部都要提出来，让在京三品以上官员来推荐保举。

　自然，比起那些“三品以上官员”来说，诸位内阁大佬们更有权力推荐人才。

　这条新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从吏部手里抢夺官员的任免权。本来按照朱太祖的规定，内阁属于咨询机构，而不是办事机构，无权干涉吏部的官员任免权。但如果内 阁想成为真正的宰相，掌握官员任免权，又是最要紧的事情。内阁要扩大、巩固自己的权力，既需要得到皇帝的信任，也更需要在百官中形成一个亲内阁的势力网， 培植坚实的政治基础。所以杨士奇才想出了这么个迂回的策略。

　在与吏部争夺用人权这个问题上，比杨士奇高明的人大有人在。譬如：许多阁臣选择了将吏部的最高长官拉入内阁的方式，使吏部与内阁合二为一。其中的代表人物可算高拱。自1569年入阁，高拱就同时 担任着阁臣和吏部尚书两职；1571年，高拱升任首辅，内阁的权力与吏部的权力，天衣无缝地合二为一。

　明代党争极为频繁，传统观念将其归结为权欲私心，很不客观。大多数党争的实质是内阁与六部之间权力的争夺战：内阁想摆脱尴尬，成为真正的宰相，于是向六部索 要权力，六部则依据祖制，认为内阁此举不合法，而奋起抗拒。其结果，则被我们的叶首辅一语道破：“凡是内阁认为正确的，六部及其他部门必然说是错的；凡是内阁认为不对的，六部及其他部门必然认为是正确的。”

　明朝灭亡之后，黄宗羲总结教训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这话说得实在深刻。

　　张居正：第四种突围方法

　1573 年，也就是万历元年，张居正正式成为大明朝的内阁首辅。《明史》拿“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这几个字来形容张首辅当时的心理状态。不过想法虽好，做起来却大有难度。尽管已经和太后、大太监冯保结成了牢不可破的三角同盟，张首辅的权力貌似很强大，但朱太祖的祖制硬梆梆地摆在那里，阁臣不能管理实际事物，所有这些 权力，都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群臣们自然就不服；群臣们不服，自然就啥也办不成。

　张首辅是个有办法的人。此刻，他正在写一封呈递给皇帝，也就是呈递给自己的奏折。折子里有两句话很意味深长：

　第一句是：“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翻译成白话，就是说：从此以后，对国家所有的官员，每个月都要做绩效考核，年终再做整体考核，合格的留任，不合格的降级或者开除，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使国家富强。

　这个新规矩，后来被称作“考成法”，实际上就是一套针对官员们的绩效考核制度。

　第二句话才是重点：“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弊者，臣等举之”。也翻译成白话：地方官绩效不达标，中央各部来检举；中央各部绩效不达标，六科监察机关来检举；监察机关绩效不达标，臣我来检举！

　对张首辅来说，“考成法”有一箭双雕的好处。除了可以提高官员的办事效率之外，最重要的是让张居正得以一举囊括对百官们考核升迁的权力。形成了内阁控制六科，六科监察六部，六部考察地方机构这样一棵权力树。

　把对所有官员的考核权抓在手里，内阁虽仍然不是宰相，但却要比宰相的权力还大。

　当然，六部群臣们不会看不透这一点。在看到这份折子的第一时间，他们就作出了反击，弹劾的奏折接二连三地飞到了张首辅的办公桌上。

　要做事，首先要有做事的权力。对此，张首辅深信不疑。更何况，自己已经完全规避掉了太祖皇帝的祖制。所以，张首辅对异议者采取了了铁血政策：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和那些寻求成为真宰相的前辈阁臣们有所不同，张首辅根本就不在乎能不能成为宰相。他搞出来这个考成法，目的是要直接操控百官，成为大明朝的独裁者。对此，张首辅本人也从不讳言，他不止一次对自己的下属说过：“我非相，乃摄也。”

　张首辅要做的，不是宰相，而是代替皇帝执政的“摄政者”。

　这是明代第四种从内阁突围的方法，数百年里，只有张居正一个人试验过。

　如此突围的下场

　张首辅的突围成功了。

　按照朱太祖的规定，阁臣只是顾问，对一切政事，既没有决策权，更没有行政权；对大小官吏也没有任免权；六部直接受皇帝领导，内阁无权干涉。但对张居正执政的时代，史书愤愤不平地写道：“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万历前期，一切大政方针都出自张首辅，张首辅的权力延伸到了大明朝的各个角落。谁要攻击张首辅，谁就是对当朝皇帝的蔑视和触犯，是“竦动幼主，阴间左右”，是对张首辅一片忠心报国的亵渎，谁就会遭到贬黜。

　甚至于张首辅还直接肆无忌惮地要求言官们“毋议及冢宰”，不许他们议论、弹劾自己。

　没有哪个宰相敢提这样的要求，但张首辅从没将自己看成宰相。

　一些阿谀奉承之徒给他送了副黄金制作的对联，上面写道：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太岳”是张居正的号。“太岳相公”和“大明天子”相提并论，自然很有僭越的嫌疑，张居正却毫不为意，安然收下了对联。

　万历十年，张居正患重病，久治不愈。朝中大臣，自六部尚书到闲散小官，无不为他斋戒祈祷。这些人纷纷放下本职工作，去佛寺道场为张居正祈福，然后再把祈福的表章送进张府；各地封疆大吏也纷纷效仿，一时间举国若狂。

　后来万历皇帝病重，也没见到这么大的祈福排场。

　自然，张居正也不是没有想到过不做宰相，而作摄政的后果。但他所面对的，是一道单项选择题，没有通融的可能——想要“慨然以天下为己任”，首先需要获得权 力；想要获得权力，要么像高拱他们那样成为真宰相，要么就成为“摄政”；朱太祖的祖制白纸黑字，阁臣变宰相的路显然走不通，高拱就是教训，只能陷入无休无 止的权力斗争之中。留给张居正的，只有“摄政”这一条路，如果他真想有所作为的话，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张居正自己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他这番选择的最佳注解：“念既已忘家殉国，遑恤其它，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以是能稍有建立”。

　可以推想，如果没有朱元璋不准后世子孙设立宰相、以及内阁不许干涉“天下事”的祖训，张居正完全可以像王安石那样，以一名宰相的身份，名正言顺地进行改革，而不必面临这种两难的境地：要么做“摄政”，成就改革，祸及身家；要么做阁臣，放弃改革，保全妻孥。

　张居正选择了前者，所以在他去世之后，太仓里的粮食可供国家十年之用，自己的十几口家人却被锁在被查封的宅子里，活活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