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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悲剧:做宰相还是做摄政?

发布时间:2010-02-20  来源:腾讯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张居正的权力悲剧:做宰相还是做摄政?

 作为明代最杰出的阁臣,张居正真正的悲剧在于:他没有宰相的名份,然而在责任上,皇帝和六部臣僚都希望他履行宰相的职责;在权力上,皇帝和六部臣僚又都不会给予和拥护他作为宰相应有的权力。

 所以,为了不变成一只风箱里两头受气的耗子,张居正不得不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孤注一掷。

  叶首辅的牢骚

 1609年12月,大明朝唯一的阁臣叶向高心情极度郁闷,在给万历皇帝的奏章里大发牢骚。

 叶首辅说,朝廷诸臣都纷纷写折子归罪于我,轻的要求我辞职,重的要求我以死谢罪。所有的怨恨,都聚焦在我孱弱的身躯上。我即便是铁铸石雕,恐怕也要被销融 掉。如今祸乱还没有来,天下人就已经将我视为罪魁祸首;一旦发生什么变故,我恐怕死了也难让天下人满意。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衅毒,如今却让臣我一个人来承 担,我真是痛彻心扉,冤枉死了。(《纶扉奏草.时政疏》)

 牢骚看起来不小,不过却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件做导火线。千篇一律的日子里,堂堂叶首辅居然如此大发牢骚,自然得好好听听他的理由。

 叶首辅说:内阁里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皇上和群臣都把我当成唯一的宰相。可是,皇上你希望我完成宰相该完成的工作,但却不给我宰相的权力;六部大臣们也把那些大事推给我,说那些都是宰相的职责,可是他们又从不拥护我作为宰相的权力。

 牢骚发到这里,需要作一点解释。内阁是明代特有的产物,极度迷恋集权的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考虑到工作量实在太大,就设了内阁这么个顾问机构来协助自己。朱 元璋留有两条祖训,一条是“后世有敢言设丞相者,杀无赦!”;另一条是“六部分理天下事,内阁不得侵”。这两条祖训正是叶首辅这顿牢骚的根源。

 叶首辅说皇帝让他做宰相该做的事,又不给他宰相该有的权,其实是万历皇帝严格遵循祖制不设丞相的结果。六部大臣的矛盾态度,也很容易理解:一方面,因为怕担责任,每逢大事,他们都十分愿意推给阁臣,这就等于将阁臣视作了宰相;另一方面,又没人愿意自己手里的权力被瓜分,朱太祖两百年前已经说得很明白,处理 “天下事”的权力属于六部,与阁臣完全无关。两方面一结合,六部大臣们对待叶首辅的态度自然是:有责任,你负!要分权,不给!

 ——出了事,你们就一个劲地弹劾我,指责我;我要出面来处理这些事吧,你们又不听指挥,生怕我夺了你们的权!如此看来,叶首辅这顿牢骚,实在是发得大大有理。

 最后,叶首辅说:“我朝的阁臣们,本来只不过是皇帝的顾问,而不是什么宰相。中间有那么一两个权臣,向上窃取君王的权威,向下侵犯六部的职务,最终都没得到什么好下场。”

 叶首辅的意思很明白:按照祖制,俺就是个高级顾问,皇上您别拿我当什么宰相,我也不要宰相的权力;群臣们也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也是宰相的责任,那也是宰相的责任,俺不分你们的权,俺也从来就不是什么狗屁宰相。

 一句话,这顿牢骚的主旨是:俺才不做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二百五!

  从内阁突围的3种方法

 类似叶首辅这样的牢骚,几乎大明朝所有的阁臣们都发过,只不过叶首辅仗着万历皇帝喜欢自己,而把牢骚公开说出来了,其他人则只敢憋在心里。

 对许多人来说,进内阁,好比进地狱。

 许多阁臣对朝廷表现出不合作态度。万历朝的另一位首辅李廷机,在位三年零九个月,辞职信前后写了120多次,最后竟仓皇弃官而逃。不到十天就要去向皇帝辞一 次职,可见对做阁臣恐惧到了什么程度。和李廷机相比,叶向高也不遑多让,入阁还不到五个月,就写了辞职信,要求退休,结果没得到万历批准;随后干脆闭门不 出,窝在家里不去内阁上班,直到惊动太后出面敦请……做了七、八年阁臣,前前后后加起来,辞职信竟多达六七十封。

 除了辞职不干,消极怠工也是从内阁突围的有效方式。许多阁臣刻意回避国家大事,一心一意做和事佬。嘉靖年间的首辅徐阶,动辄就以“调停国手”而自诩,万历朝的另一位首辅申时行,则从入阁的第一天开始,就“下决心当和事佬”(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古人常用“伴食宰相”来讽刺无所事事、尸位素餐之人,在明 朝,这一类称谓集体大爆发,什么“万岁阁老”、“刘棉花”、“纸糊三阁老”、“土木偶”、“清客宰相”……这等千奇百怪的绰号,能装满好几箩筐。

 第三种从内阁突围的方式,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味道,就是干脆把自己变成真正的宰相。

 仁宣时期的阁臣杨士奇,搞过一种叫作“保举法”的新政。大致内容是:三品以上的朝臣,以及二司衙门的长官,都可以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才;这些被举荐的人才, 用作地方州郡长官的候选人;今后布政司、按察司、以及知府、知州如果有缺额,吏部都要提出来,让在京三品以上官员来推荐保举。

 自然,比起那些“三品以上官员”来说,诸位内阁大佬们更有权力推荐人才。

 这条新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从吏部手里抢夺官员的任免权。本来按照朱太祖的规定,内阁属于咨询机构,而不是办事机构,无权干涉吏部的官员任免权。但如果内 阁想成为真正的宰相,掌握官员任免权,又是最要紧的事情。内阁要扩大、巩固自己的权力,既需要得到皇帝的信任,也更需要在百官中形成一个亲内阁的势力网, 培植坚实的政治基础。所以杨士奇才想出了这么个迂回的策略。

 在与吏部争夺用人权这个问题上,比杨士奇高明的人大有人在。譬如:许多阁臣选择了将吏部的最高长官拉入内阁的方式,使吏部与内阁合二为一。其中的代表人物可算高拱。自1569年入阁,高拱就同时 担任着阁臣和吏部尚书两职;1571年,高拱升任首辅,内阁的权力与吏部的权力,天衣无缝地合二为一。

 明代党争极为频繁,传统观念将其归结为权欲私心,很不客观。大多数党争的实质是内阁与六部之间权力的争夺战:内阁想摆脱尴尬,成为真正的宰相,于是向六部索 要权力,六部则依据祖制,认为内阁此举不合法,而奋起抗拒。其结果,则被我们的叶首辅一语道破:“凡是内阁认为正确的,六部及其他部门必然说是错的;凡是内阁认为不对的,六部及其他部门必然认为是正确的。”

 明朝灭亡之后,黄宗羲总结教训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这话说得实在深刻。

  张居正:第四种突围方法

 1573 年,也就是万历元年,张居正正式成为大明朝的内阁首辅。《明史》拿“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这几个字来形容张首辅当时的心理状态。不过想法虽好,做起来却大有难度。尽管已经和太后、大太监冯保结成了牢不可破的三角同盟,张首辅的权力貌似很强大,但朱太祖的祖制硬梆梆地摆在那里,阁臣不能管理实际事物,所有这些 权力,都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群臣们自然就不服;群臣们不服,自然就啥也办不成。

 张首辅是个有办法的人。此刻,他正在写一封呈递给皇帝,也就是呈递给自己的奏折。折子里有两句话很意味深长:

 第一句是:“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翻译成白话,就是说:从此以后,对国家所有的官员,每个月都要做绩效考核,年终再做整体考核,合格的留任,不合格的降级或者开除,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使国家富强。

 这个新规矩,后来被称作“考成法”,实际上就是一套针对官员们的绩效考核制度。

 第二句话才是重点:“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弊者,臣等举之”。也翻译成白话:地方官绩效不达标,中央各部来检举;中央各部绩效不达标,六科监察机关来检举;监察机关绩效不达标,臣我来检举!

 对张首辅来说,“考成法”有一箭双雕的好处。除了可以提高官员的办事效率之外,最重要的是让张居正得以一举囊括对百官们考核升迁的权力。形成了内阁控制六科,六科监察六部,六部考察地方机构这样一棵权力树。

 把对所有官员的考核权抓在手里,内阁虽仍然不是宰相,但却要比宰相的权力还大。

 当然,六部群臣们不会看不透这一点。在看到这份折子的第一时间,他们就作出了反击,弹劾的奏折接二连三地飞到了张首辅的办公桌上。

 要做事,首先要有做事的权力。对此,张首辅深信不疑。更何况,自己已经完全规避掉了太祖皇帝的祖制。所以,张首辅对异议者采取了了铁血政策: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和那些寻求成为真宰相的前辈阁臣们有所不同,张首辅根本就不在乎能不能成为宰相。他搞出来这个考成法,目的是要直接操控百官,成为大明朝的独裁者。对此,张首辅本人也从不讳言,他不止一次对自己的下属说过:“我非相,乃摄也。”

 张首辅要做的,不是宰相,而是代替皇帝执政的“摄政者”。

 这是明代第四种从内阁突围的方法,数百年里,只有张居正一个人试验过。

 如此突围的下场

 张首辅的突围成功了。

 按照朱太祖的规定,阁臣只是顾问,对一切政事,既没有决策权,更没有行政权;对大小官吏也没有任免权;六部直接受皇帝领导,内阁无权干涉。但对张居正执政的时代,史书愤愤不平地写道:“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万历前期,一切大政方针都出自张首辅,张首辅的权力延伸到了大明朝的各个角落。谁要攻击张首辅,谁就是对当朝皇帝的蔑视和触犯,是“竦动幼主,阴间左右”,是对张首辅一片忠心报国的亵渎,谁就会遭到贬黜。

 甚至于张首辅还直接肆无忌惮地要求言官们“毋议及冢宰”,不许他们议论、弹劾自己。

 没有哪个宰相敢提这样的要求,但张首辅从没将自己看成宰相。

 一些阿谀奉承之徒给他送了副黄金制作的对联,上面写道: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太岳”是张居正的号。“太岳相公”和“大明天子”相提并论,自然很有僭越的嫌疑,张居正却毫不为意,安然收下了对联。

 万历十年,张居正患重病,久治不愈。朝中大臣,自六部尚书到闲散小官,无不为他斋戒祈祷。这些人纷纷放下本职工作,去佛寺道场为张居正祈福,然后再把祈福的表章送进张府;各地封疆大吏也纷纷效仿,一时间举国若狂。

 后来万历皇帝病重,也没见到这么大的祈福排场。

 自然,张居正也不是没有想到过不做宰相,而作摄政的后果。但他所面对的,是一道单项选择题,没有通融的可能——想要“慨然以天下为己任”,首先需要获得权 力;想要获得权力,要么像高拱他们那样成为真宰相,要么就成为“摄政”;朱太祖的祖制白纸黑字,阁臣变宰相的路显然走不通,高拱就是教训,只能陷入无休无 止的权力斗争之中。留给张居正的,只有“摄政”这一条路,如果他真想有所作为的话,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张居正自己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他这番选择的最佳注解:“念既已忘家殉国,遑恤其它,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以是能稍有建立”。

 可以推想,如果没有朱元璋不准后世子孙设立宰相、以及内阁不许干涉“天下事”的祖训,张居正完全可以像王安石那样,以一名宰相的身份,名正言顺地进行改革,而不必面临这种两难的境地:要么做“摄政”,成就改革,祸及身家;要么做阁臣,放弃改革,保全妻孥。

 张居正选择了前者,所以在他去世之后,太仓里的粮食可供国家十年之用,自己的十几口家人却被锁在被查封的宅子里,活活饿死了。

 

(作者:  责任编辑: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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