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牒
对于雷达研究所这样一个新式武器研究部门，国民党当局自然不会轻易放手。就在所内进步人士积极筹划保护物资、等待解放的工作时，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祚突然造访杭州。
原来，看到雷达研究所撤到杭州后，并没有继续南迁的打算，国防部大为光火。此次派钱昌祚来是下最后通牒的。
此时，叶彦世已经辞官不做，回他杭州乡下的老家开碾米厂去了。所内的工作由葛正权一人处理。
葛正权与钱昌祚私交不错，虽然雷达研究所受国防部第六厅的直接领导，但无论是军衔还是在知识界的地位，葛正权都不输于钱昌祚。葛正权估计，钱昌祚此来也就是劝劝他，不会有什么实质行动。如果这样，他就给钱摆困难，仍旧采取拖延政策，看形势用不了个把月解放军就能过江。万一钱昌祚态度强硬，大不了辞职不干。他知道，他这个中将所长的任免，也不是钱昌祚做得了主的。
果如葛正权所料，钱昌祚来所后，看到雷达所毫无南撤的意思，也无可奈何。他只得以朋友的口吻劝葛正权早点撤退，万一成了共军的俘虏，不杀头也得坐牢。葛正权依计又向钱昌祚摆起了困难，什么器材多，经费少，运输工具搞不到……诸如此类。
“没钱”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此前葛正权总以此为借口搪塞国防部南撤的催促。但不久前，国防部
给雷达研究所拨了3万银元作经费，并指明由宁波银行支付。但兵荒马乱，所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冒着危险去取这么一大笔钱。此时，葛正权拿没钱作为理由抵制南迁，他的态度钱昌祚已心知肚明。
范复礼记得，钱昌祚在离开雷达研究所时，曾召集全所人员开会。也许是知道这是他作为直接领导的最后一次讲话，气氛有些悲戚。面对无可挽回的局面，钱昌祚留下一句“各自珍重”，便匆匆告别了。
对于这场危机，程嘉钧在回忆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述，钱昌祚曾以两万银元为诱饵，让葛正权把雷达运到宁波的军舰上去。张叶明也曾就此事向谷超豪汇报过，党要求他们尽量做好葛正权的安抚工作，如果雷达真的运过钱塘江，必要时可联系浙东游击队，在路上拦截。不过，葛正权显然已经铁了心不随国民党去台湾了。
另一条战线
作为一名科学家，葛正权对政治并不敏感，可他毕竟是国民党任命的中将所长，他怎么会如此倾向共产党呢？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都提到杭州解放前夕，葛正权曾收到一名地下党员的匿名信。这应当是他决意投奔革命的一个转折点。但对于这位来自另一条战线的神秘人物，当事人大都语焉不详。
记者在郑乃森先生的遗物中偶然发现了这位神秘人物写的回忆文章。他就是国民党元老许崇灏的长
子、曾为解放军渡江提供过重要军事情报的地下党员——许锡缵。
1945年底，留学美国的许锡缵回到国内。因为与钱昌祚曾有师生之谊，又是国民党元老之子，且在美国镀过金，许锡缵不费吹灰之力便进入国防部第六厅任科长。
进入第六厅后，葛正权正好是许锡缵的顶头上司。因为都留过美，二人相处甚欢。可葛正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位国民党元老之子竟然早在1935年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雷达研究所成立后，钱昌祚指定由许锡缵做雷达所的联络工作。此后，许锡缵经常往来于国防部与雷达所之间，对于雷达所的情况了如指掌。
此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提到雷达所暂迁杭州，往往认为是南京地下党的努力与副所长叶彦世的小算盘相合，从而促成此事。但在许锡缵的回忆中，却提到暂避杭州是他与葛正权共同商议后，又报请钱昌祚同意的。一个军事机构的动向，如果没有高层的决策很难成行。如果这样分析，在雷达所暂避杭州的关键一步中，许锡缵应该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只能说，在雷达所迁往杭州这件事上，两条战线上的地下党员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1949年元旦，解放军准备渡江。在上级的同意下，许锡缵变换笔迹，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给有可能争取到的国民党官员写了20封信。据许锡缵回忆，信的内容主要是动员国民党官员弃暗投明，保护财产和文件，反对逃台，争取主动，立功受奖等内容。其中一封便寄给了葛正权。
就在钱昌祚给雷达所下达最后通牒前，许锡缵来到杭州看望葛正权。名义上是向葛正权借20大洋，以资生活，实际上是要对葛正权做策反工作。那一晚，许锡缵住在葛正权家，与其彻夜详谈。从卖国投降，到腐化堕落，许锡缵痛陈国民党的弊政。他劝葛正权不要迁粤逃台。那样不但个人没有出路，还会使国家蒙受莫大损失。保护国家财产，等待解放，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应尽的责任。
据许锡缵回忆，当时葛正权便明确表示不会把雷达所迁到台湾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兑现了对许锡缵的承诺。
葛正权之孙葛德炎向记者回忆，“文革”期间曾有人找到葛正权核实情况。原来，一名曾做过葛正权司机的人坦白，由于看到葛正权对南迁事宜故意拖延，叶彦世曾指使他干掉葛正权。从没杀过人的司机接到任务后，整日神不守舍。葛正权以为他是害怕解放军攻城，便放他回乡去了。一场杀身之祸糊里糊涂地躲过了。直到此时，葛正权才知道原来死亡曾离自己这样近。
等待解放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在即，解放军过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杭州地下市委发出了“反破坏、反迁移、保护城市建设，迎接大军解放”的指示。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杭州20多个学校和10多个重要的工厂、电台和报社组织了应变委员会、护厂队、护校队等公开合法的组织，展开护厂、护校活动。
此时，雷达研究所内的应变委员会也积极活动起来。张叶明、程嘉钧等几名核心成员感到稳定人心和保护器材是当时主要应对的两个问题。
自从迁到杭州以后，国防部只给雷达研究所发了一个月的薪水。没有生活来源，人员很快会散。全所100多人的吃饭问题，成为头等大事。幸好，此时所长葛正权拿出了国防部给雷达所搬迁用的美金，以解燃眉之急。但杭州不能兑换美金，所内公推程嘉钧和另一名工作人员牛智德一起到上海把美金换成了黄金。这样全所人的吃饭问题才算解决。
有了粮食以后，工作人员们把家属也接到所里一起生活。当时还是范复礼未婚妻的杨春爱记得，她也住进了雷达研究所。
为了稳定人心，应变委员会提出了“只要这个所还存在，大家就有饭吃”的口号。就在全所上下团结一心，等待解放时，所里却出了内贼。
4月21日，解放军渡江成功，负责雷达研究所门卫执勤的卫兵撤走了。总务组长应宝华不知从哪儿弄来二三十支步枪和一些子弹，组织青年徒工，站岗巡逻。就在此时，有人发现应宝华的弟弟应宝骏竟开着汽车偷盗仓库中的器材。应宝骏监守自盗的行为，使全所人员非常愤慨。因为，偷盗了器材就等于砸了大家的饭碗。于是，大家剥夺了应宝华的指挥权，成立了军官护所班，负责全所武装护所的任务。据程嘉钧回忆录中记录，因为所内多为技术人员，毫无军事知识。有一次，技术人员钱天一值夜班时被溃败而来的散兵缴了械，幸而没出什么意外。
5月3日，在杭州市民的夹道欢迎下，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列队进城。广播电台里传来了“我军胜利解放杭州”的新闻。
得知消息的程嘉钧，迫不及待地开着雷达车出去寻找解放军；正在接头的张叶明和谷超豪在路上正好看到解放军进城的身影；而正在家中的徐恭慧看到几架国民党飞机在头顶盘旋，无奈地转了几圈，便永远地向南飞去。
当天下午，解放军接管了雷达研究所。该所除个别人员逃走外，雷达、器材物资、车辆和文件档案全部保存完好。我国惟一的雷达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成功回到了人民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归华东军区航空办事处领导。1950年4月，雷达研究所扩充了人员和设备，组建成空军电讯大队(后改称雷达第101营)，作为人民空军第一支雷达部队，奉调东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 黄加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