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孙维韬在刘亚楼身边整整工作了10年。作为刘亚楼的翻译和秘书，他深切体会到：刘司令员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位睿智的政治家和优秀的外交家。他在与专家顾问接触中，带团出国访问和谈判过程中，都充分展示了明察秋毫、审时度势、有理有节、不亢不卑、冷热适度，坚持原则又灵活机敏的军事外交风采；他才华出众、处事决策机智果断、雷厉风行、斩钉截铁，具有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风度。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接到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的邀请，请他在1956年6月6日率团来莫斯科参加苏联航空节。
苏联每年在这个季节都要举办航空节，但这一年比往年有很大的不同，除邀请社会主义国家外，还专门邀请了美、英、法、意和埃及等28个国家的航空代表团到会。1956年航空节规模之大、表演项目之多，以及贵宾层次之高，都是空前的。往年航空节都由空军主帅出面，而这一次则由国防部长作为东道主。
1956年6月，刘亚楼率领航空代表团参加苏联航空节，并指派我为该团首席翻译。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当时的空军政委吴法宪、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防空军副司令员成钧、防空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华堂、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海军航空兵参谋长梅嘉生、广州市长朱光等。我们得知这年航空节，苏联邀请的国家最多，面也最广，其中包括美国空军参谋长特文宁、英国空军大臣伯奇、法国空军参谋长布洛克、埃及空军司令、朝鲜空军司令等等。
那时我们还没有与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特别是美国在某种意义上对新中国还存有敌意。针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周恩来总理对我国即将在莫斯科进行的活动十分重视，行前专门接见了代表团团长刘亚楼，叮嘱他作好充分准备。
总理说：“和美国人打交道要有理有节，不亢不卑。比如，他伸出手来，我们也不要不理人家，是可以握的嘛，怕什么！这对我们没什么损失。但要提防他们恶意挑衅，那是要坚决据理斗争的。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谅他们也是不敢的……宴会上，他们要同你们碰杯怎么办？我看也可碰嘛，但不要主动找他们……”总理考虑问题非常周到、严密，把一切问题和可能出现的情况，事先都估计到了，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安排这次航空节有它的目的，他们想沟通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意打破僵局，同时也想进一步摸清美英等国的脉搏。当时，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还是采取非常好的态度，这对我们进行外交斡旋和斗争十分有利。
由于刘司令员事先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精神，我们到苏联后对美国代表团格外关注。在观看苏联飞行表演时，我们距美国代表团很近。我看到身高近1.8米个头的空军上将在仰头认真观看表演，这人就是特文宁将军。据说他是西点军校毕业，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提为空军参谋长，参加过二战，是重型轰炸机资深飞行员，平时爱好广泛，特别喜欢运动，网球、高尔夫球都打得不坏。我心里暗想，这位将军看上去彬彬有礼，不知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能否有这种风度？
各国空军主帅在参加苏联航空节庆典、观看飞行表演之后的第二天，东道主特意安排了一次苏联国家党政领导人同各国代表团在中央苏军之家花园中会面的露天宴会。可惜天不作美，晴天霹雳，突降暴雨，不得不将宴会临时移到室内进行。
这次宴会非常隆重，当时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在正桌旁落坐的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科、朱可夫、布琼尼、伏罗希洛夫等。外国代表团中，只有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几个主要代表团的团长坐在正桌。
当时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表现出十分友好的姿态，有意安排刘司令员坐在赫鲁晓夫和朱可夫中间，特文宁坐在朱可夫和布尔加宁中间。指定在大会上祝酒的有中国航空代表团团长刘亚楼和美国空军代表团团长特文宁。主持这次宴会的苏联元帅朱可夫首先举杯祝酒，而后请刘司令员讲话。刘司令员讲话从来都不事先准备讲稿，他不愿意死板板地照本宣科，但他早已打好了腹稿。为了使我能译好，事先就把要讲的大致内容告诉了我，并让我围绕这些内容选好词和句子。我跟随司令员工作多年，深有体会，司令员最体谅翻译的甘苦，是会使用翻译的，也十分注意实际效果。他在宴会的前天晚上对我说：“宴会上人们听到的声音、内容是你翻的，而不是我讲的，因为他们谁也听不懂中文，好坏全在于你的翻译，我斟酌得再周到，考虑得再严密也没有用，若是你翻不出来，或者译得稀里哗啦，不也是白搭嘛！……在宴会上我说得慢一些，一句一译，不要慌。”遵照司令员指示，我认真地作了充分准备，事先写成书面的文稿，再译成外文，找几位同志帮助推敲，又下工夫全部背诵下来。这样心里有了底，临场就不慌了。
刘司令员在宴会上的讲话是即席发言，讲得自然得体，一句一顿，译起来很容易。司令员的讲话大致内容是：
“亲爱的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代表团应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朱可夫的邀请来到苏联首都——红色莫斯科参加航空节活动，感到十分荣幸。首先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和给我们提供的良好机会，使我们能同世界各国空军同行接触，增进航空人员之间的友谊。我们希望加强了解，增进友谊……”
刘司令员落落大方地举起酒杯祝酒：“让我们为世界各国航空人员之间的友谊干杯！”席间把刘司令员的讲话译成两种语言。我先将中文译成俄文，尔后由一位苏联翻译再将俄文译成英文。司令员的祝酒辞译完英文后，坐在朱可夫和布尔加宁中间的美国四星上将特文宁也站起身，伸过酒杯，和刘司令员碰杯。
在这一刹那，合众社、美联社和路透社的记者抢到主席台前，向刘司令员争相提问：“请问，这是不是朝鲜的战争结束后，中国将军同美国将军第一次碰杯？”
刘司令员回答：“是的。”
进一步逼问：“这是不是象征着友谊？”
刘司令员胸有成竹地答复：“当然是的！”
全场顿时活跃起来。赫鲁晓夫也和刘司令员碰杯，那些惯于抢头条消息的记者们顾不上碰杯，立刻用屋角早已准备好的电传打字机向国内大型报纸拍发这个重大消息。
其后，在莫斯科近郊土申诺空军机场上参观新型飞机过程中，美国空军代表团团长特文宁有意想和刘司令员握手。事先让他的副官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些照片和材料，认真浏览了一遍。看来，他们来参加这次航空节前是有准备的。我们来前，当然也详细地收集了他们每个人的材料。
特文宁将材料看完后递给他的副官，脱下白手套，友好地凑上前来，先开口说：“刘亚楼司令员，您好！”
“您好！特文宁将军！”刘司令员握住特文宁伸过来的手。
就这样，由于刘司令员的机智果断，我航空代表团顺利地完成了周总理的重托，打了一场胜利的外交战。
航空节正式宴会结束后，主人宣布，请客人们再到苏军之家花园里进行自由活动。各国代表团都三三两两走进花园里，有的有说有笑地漫步，有的坐在摆放许多水果、点心、饮料的桌旁聊天。我注意到苏联国家领导人像寻找猎物似地东张西望，正在找寻什么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眼睛盯视着远处草坪的方向，我顺势一看，美国的特文宁和英国空军大臣伯奇一帮人正坐在草坪上摆设的茶桌旁议论着什么。
苏联两位领导人很快就主动凑了过去，同美英代表团一边喝茶，一边海阔天空地大侃起来。宣布自由活动后，不知那些苏联头面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航空代表团坐在那里没人理睬，遭到了冷遇。中国代表团也不例外，除下级军官和服务人员外，再没有人过来同我们打招呼。作为会议的东道主，他们的做法显然有失外交礼仪。我们站在花园一角，感到进退两难，若立刻走开吧，显得不够礼貌，也有失大国风度；不走吧，又觉得很尴尬。正在这时，苏方联络军官拉夫洛夫少校向我们走了过来。这位年轻少校是茹柯夫斯基航空学院副博士讲师，也是中国空军留学生的辅导老师，对我们非常友好。当他了解到我们的情绪时，一再表示歉意并主动跑去向赫鲁晓夫报告。赫鲁晓夫听罢立刻站起身，走过来，满脸堆笑地同我们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尔后，神秘地向刘司令员递个眼神，亲切地说：“中国将军同志，我们不妨过去坐坐，同他们聊聊天。”在往那边走时，赫鲁晓夫与我们同行，他见我年轻就拍拍我的肩膀开玩笑说：“你人年轻，长得也帅，俄语说得又好，不少姑娘会爱上你的，就在这里找个俄国姑娘做未婚妻吧！”我知道俄国人爱开玩笑，也就一笑了之。
中国空军司令的出现，使那里的气氛更加活跃起来。赫鲁晓夫以主人翁的姿态首先讲话：“请允许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上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是文武双全的将军，赫赫有名的战将。”美国空军参谋长特文宁马上回应说：“我们是老相识了，方才刚刚碰过杯，表达了我们的友好愿望！”接着又说：“中国空军发展很快，战绩辉煌……”也许特文宁本想提一下抗美援朝的状况，猛然想起美国空军惨败的事实，便刹住车。赫鲁晓夫接过话茬说：“中国空军确实发展很快，国民党空军早已不是对手。”谈到这里，他为表示友好，说蒋介石逃到台湾，想负隅顽抗是没有用的，800万军队都被打败了，在台湾一小块地方会有什么作为呢！接着就信口开河起来。他说：“我想用一个生动例子来描写一下蒋介石。我们天天吃土豆，我们知道，土豆有皮，也有瓤，皮不能吃，我们从来都把没有用的东西扔掉。中国的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蒋介石就像土豆皮一样，是没有用的东西，应该扔掉！我看他要死抱住台湾不放，就把他和台湾一块丢进太平洋算了！”他满以为说得幽默，会引起听众的共鸣，人们却没有什么反映。
“总书记同志！你说蒋介石是土豆皮，是没用的东西，应该扔掉，我没意见；但是由于他抱住台湾不放，就把台湾也扔掉，那就错了！台湾不是土豆皮，它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能扔掉呢！？”刘司令有理有节、不亢不卑地驳斥赫鲁晓夫。
“噢，我不过是做个比例，说得不够贴切。当然台湾是不应该扔掉的！”赫鲁晓夫颇为圆滑地为自己辩解，并把错话拉回。
“总书记同志！这个比喻，恐怕不是贴切不贴切的问题，应该说是错误的。您也承认台湾不应该扔掉！”
赫鲁晓夫看刘司令员的话柔中有刚，抓住他的谬误，当众指出，令他难堪。他听后有点恼怒，站起身来，替自己辩解说：“我从来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的比喻中，也肯定中国是土豆瓤，是有用的，说蒋介石是土豆皮，并没有说台湾是土豆皮嘛。所以，中国组建空军，我们愿意帮助您，刘亚楼将军正是中国空军司令，对这点是非常清楚的。”
刘司令员看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坐在那里，不露声色地察颜观色，不想给他们留下话柄，并给主人一点面子，便很礼貌地说：“总书记同志！对苏联的帮助我们从来都是感谢的，这点非常清楚，既然您一再肯定台湾不该扔掉，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那我们还有什么分歧呢！？”刘司令员巧妙而委婉地让他体面下台了。
赫鲁晓夫一脸尴尬。布尔加宁在一旁插话说：“刘亚楼同志，别误会！别误会！”
于是，赫鲁晓夫和刘司令员又都坐下来，心平气和喝茶聊天。
这件事，使我体会到，刘亚楼将军作为我军一位高级将领，他时刻把祖国统一大业放在心上，无论何时何地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再一次表现出刘将军坚定的原则性和有理有节的斗争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