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情报站代号“208” 荡平"陆上台湾"匪军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这也是国民党势力在中国大陆所盘踞的最后一座大城市。

　然而，真正的和平并未就此到来。从全国各地溃逃麇集于成都的国民党潜伏特务、落魄军官很快窜逃至川西北阿坝地区的雪山草地，拼凑起数千喽啰，四处兴风作浪。正是这撮号称“陆上台湾”的匪军，成了新中国的肘腋之患。

　1951年仲夏，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派出一个秘密情报站，代号“208”。他们广泛依靠藏、羌、回、汉各族群众，积极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雪山草地间支起了一张隐形的情报网，导引着剿匪大军犁庭扫穴，荡平匪患。

　　“小公安”领导“老特务”

　1951年7月上旬，一个闷热的下午，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侦查员李守福受命来到了会议室，接受领导布置的一项机密任务。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60年，已是80岁高龄的李守福仍清楚地记得那次会议的每一个细节：

　“会议室正中摆着一张桌子，我坐在一边，对面是政保室主任林佐夫、侦查科长王禾、老侦查员刘传弗。屋子的一角有个老式电风扇，一直在‘吱吱扭扭’地响个不停。”

　会议的气氛让当时还年轻的侦查员有些紧张。

　林佐夫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任务的情况。

　茂县专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流窜着五六千作乱叛匪，这是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利用雪山草地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有计划布建的反共游击武装，这些人不同于一般土匪，而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匪帮。中央军委决定组建西南公安师，担负清剿雪山草地叛匪的任务。

　雪山草地社情复杂，敌在暗，而我在明。为配合部队剿匪，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决定组建一个秘密情报站，潜入叛匪活动区域，进行情报侦察。

　而这个代号“208”的情报站，就交由李守福负责。

　“我？”李守福对组织上选择自己担此大任有些惊讶——那时他年仅21岁，看上去还是个毛头小子。

　不但是李守福，记者对这个决定的因由也很是好奇。不过，了解了李守福的详细资料后就会发现，除了年龄有些小之外，他的确是这个职务的最佳人选。

　李守福1930年生于山西洪洞县。1945年，还在读中学的李守福就参加了革命，当时就是地方公安系统的侦查员。1950年，他作为南下干部分配到成都，在政保室工作队任侦查员，负责缉捕逃亡潜伏匪特、挖缴非法电台及武器等。虽然只有21岁，李守福却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公安”了。

　现在已是古稀之年的罗克刚和毛思寇，曾对成都市公安局60年的历史进行过全面整理，对李守福再熟悉不过。他们告诉记者，当时政保室共有两个组，李守福已经是侦查组的组长，在这个职位上表现出很强的工作和领导能力。李守福不但精明强干，而且为人热情、豪爽，这一点特别有利于在多民族杂居地区独当一面，与少数民族群众交往。

　虽然有些出乎自己意料，但李守福还是“深感光荣和责任重大”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不过，领导接下来的话又让他心底一沉：

　“这个情报站，只有你这个站长是公安干部，其余都是国民党原警特人员。”

　交给李守福的是这样一张208情报站成员名单：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长康伯桃、大队副白德伟、督察室主任张尚钰、稽查处社侦组副组长何麟、原四川省会警察局分局长钟添麟、原国防部二厅川西游击区情报员马秀生……共17人。

　为什么选择国民党的警特人员？李守福当时也是满心疑虑，但经领导细说其中用意，很快心下释然。

　“藏族有句谚语‘只有老鼠才能找到老鼠洞’，我们的做法就是‘以特制特’、‘以毒攻毒’。”李守福对记者笑着说，“当然，这些原来的国民党警特已经是我们的同志了，他们也确实是最熟悉那些匪帮的情报员人选。叛匪中许多人是这些情报员原来的同僚或上司，便于开展内线侦察和分化瓦解。”

　自然，列入208情报站成员名单的原国民党警特人员，是逐个甄别审查后挑选的。他们都是起义或自首立功人员，历史罪恶不大。成都解放后，他们亲眼见证了新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心实意拥护党和人民政府，自觉自愿想立新功。

　当年的情报站站长李守福，也不清楚“208”这个编号的由来，可以肯定的是，潜入雪山草地的秘密情报站远非208一个。在此后三年的剿匪战斗中。208却是工作最为突出的一个。

　1951年7月18日，西南公安师四千剿匪大军从什邡挥师进入阿坝地区。同日，李守福率领208情报站的侦察小分队，也从成都向着雪山草地进发。等待他们的，不仅是恶劣的雪域高原、草地沼泽，还有各种力量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