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产问题，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所留下的问题，它是在革命困难时期为维持生存而形成的，在党全面执政的前夕自动宣告停止。

　１９４０年底，我（即杨尚昆）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原因有三个：一是抗战初期，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国民政府按４．５万人的编制拨发经费，３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５０万人，经费却分文没有增加，连外来的援助也常被国民党扣发；二是陕甘宁边区１４０多万人口，要供给７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本来已是鱼大水小，困难很大，加上这年入夏以后，水灾、旱灾、风灾和雹灾并发，以致有数万灾民生活没有着落；三是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加紧“限制异党活动”，竟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经费，又命令胡宗南对边区实行“经济作战”，不让粮食、棉布进入边区。所以毛主席说：这是“最大的一次困难”。怎么办呢？朱老总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每一个单位都要有一点“家务”。

　那时说的“家务”就是种菜种粮食，做生意的单位很少。任弼时同志作了一番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朱老总又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湾。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维舟率领三五八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盐的产运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负责，边区政府出资，“官督民运”。延安所有机关、学校，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纺线，连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

　３年后，边区粮食自给有余，棉花能自给一半。三五九旅能生产自给。边区财政开支的６４％依靠自给。毛主席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党的“家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这件事，当时主要由任弼时、朱老总和（李）富春同志主管。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卢绪章，后来他在新中国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在香港搞了个华润公司。华东区也派曾山搞了个五丰商行。北平这摊由赖祖烈经营。

　当时有那么一批人，深入敌区，为党筹措经费。后来邯郸解放，杨立三（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编者）被派去搞贸易公司，没有搞成。这件事还闹出个笑话：有一次，华东来的人经过邯郸，看到杨立三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大吃一惊，回来报告说，杨立三叛变了！

　党产中还有一个来源，是抗战爆发后在大后方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其中有６名代表中共的参政员，每个月可领取６００元法币，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们把这些钱缴党费，也归入党产。
 
　　 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日军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打开军队出川的大门，派３０万大军将６万中原部队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五师的李先念同志一再向中央告急：“财经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虑”，“年关在即，无米为炊，万万形势，生活危险之至。”为了救急，任弼时屡电各解放区多方筹款接济。毛主席也出面指定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４区“负担五师一个月经费”。五师才度过难关。

　 　１９４６年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要迁往南京，还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平、津、沪创办报纸，都需要筹款支持。１９４８年，为了筹备新政协，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需要租赁外国的轮船。如果没有党产，这些开支简直难于应付。

　 　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同志和朱老总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受到大家重视。１９４９年１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会议中明确作了结论：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民主人士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说明就是。

　　 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经营多年的党产完成了历史任务，作了如下处理：如邓洁在北平经营的一批商店、电影院、木材厂以及准备在密云开挖的金矿，全部移交给北平市。赖祖烈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还有几方存放在东交民巷中国银行保险库里的古印，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的特别会计室。至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经过这样处理，党产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特别会计室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项、党员上交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继续由赖祖烈等五六人管理。

　 　这些钱干什么用呢？根据朱老总和富春同志所商定的，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开支：一是补助党的活动经费。那时财政部的拨款有限，不足时从中开支。二是照顾一些老干部的遗属。许多老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长期以来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毕生没有什么积蓄。去世以后，遗属需要照顾。原来的中央委员去世后，继续发放一年工资，像彭涛、黄敬的夫人都是从这个款项中支付的。三是支付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的工资。建国后，王明长期住在苏联，他的工资我们用人民币换成卢布请苏联驻华使馆转交。四是向苏共对外联络部交过几次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基金，因为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了，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有的需要资助。我们建党初期，曾受过共产国际的资助。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我们也有义务每年向苏共的联络部提供一定数量的美元，大概交过两三次。至于毛主席的稿费，特会室是代管。他的亲戚故旧在生活上需要资助的，由他提出来，交特会室支付。中办信访局里有个“旧谊组”，专门处理毛主席亲戚故旧的来信，归田家英同志管。需要经济资助的，由毛主席签字，赖祖烈的特会室支付。其他凡是要从特会室开支的，都由我签字支付。

　 　我们党从执政开始，毛主席就决定停止以商贸活动来搞党产，这有深远的意义。因为执政的党，手握大权，如果和商贸活动结合，必然会形成一批享有特权的经营单位和部门，而又无人敢于监督，上行下效，滋生蔓延，为腐败现象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当时这个决断对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摘自《杨尚昆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