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甘武

当有的专家还在乐观地推导并得出“放开户籍大城市也不会人满为患”的结论时，北京市到2020年把人口控制在1800万以内的目标很可能提前10年实现。正在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不少代表、委 员对此忧心忡忡。

“要控制人口，发展就受制约，要发展，人口就必须要突破，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方程”，“11年内，人口增量控制在45万以内，这对北京而言几乎是一个无法达成的任务”。 有的代表、委员因过分忧虑而有些悲观的看法，反映出首都人口负担不断加重的沉重现实，已压得有些让人喘不过气来。

首都的特殊地位，让北京市的户籍管理严格程度一直位居全国之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北京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常住人口也呈迅猛增长之势。这里面除了政策范围内的户籍人口的增加，没有北京户籍但却在京拥有固定、半固定甚至无固定工作的人员也大量聚集。从这个意义上说，个别专家的“乐观”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户籍还未放开，已经“人满为患”了。

良禽择木而栖。趋利避害，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选择生活工作的城市，既是人的生物本能使然，也是经济理性的必然选择。京沪穗这样的大城市为何人口聚集，概因这里有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致富机遇，更加优越的生活设施，以及更多优质而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源。带有强烈行政管制色彩的户籍管理虽然对限制外来人口有一定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员流动日益频繁，跨越户籍藩篱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变得难以阻止、司空见惯，“人户分离”正成为本不该大面积存在的“正常”社会现象。

城市因人口资源的高度聚集而产生高效率。但城市的聚集也应有个“度”。过度的聚集，不仅有限的水、土地、交通等基础资源、设施难堪重负，原有的效率也会呈边际递减趋势。

城市人口因经济发展而聚集，控制常住人口过快增加，也得从“以业控人”入手。中国独特的社会治理结构和城乡、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我们在很长时间里，事实上执行着举全国、全省之力建设首都和各地中心城市的政策。特别是北京，聚政治优势于一体，集万般宠爱于一身，无论是经济总量、基础设施、文化教育、道路交通等等，无一不领全国之先，位居前茅，这里面固然有经济自发竞争导致资源聚集的成分，但更应看到行政配置、干预的巨大作用。

城市GDP增长的巨大诱惑，城市功能不断叠加的结果，都会使城市既得利益者得到更多增量利益。管理者也更愿意用聚集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成绩，而资源的大量聚集必然导致人口的相应聚集。适当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的资源功能过度集中，就能从根本上削弱人口继续聚集增长的内在动力。

不过，这已经超出户籍改革、人口管理的范畴，而触及权力运行、资源配置等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诸多敏感问题，需要城市管理者从全局考量，统筹城市定位、功能设置、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多方因素，用“大人口”思维来制定城市发展和人口控制的一揽子政策。

北京1800万人口的时代就要来到，正视和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的根源，现在破题求解，还来得及。对此，我们心存乐观，抱有希望。（王甘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