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既“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又“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发出和苏联不一样的声音，加剧了中苏的紧张形势，扩大了彼此间的裂痕。在苏联操纵下，东、西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对中国发出指责。《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在这篇毛泽东“已阅，认为写得很好”、完全能够代表他本人思想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文章中，一开始就提出：

　　“在这里，我们要说一说捷共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捷共一些同志和某些兄弟党的同志，攻击中国共产党犯了所谓‘冒险主义’的错误。他们指责中国在古巴问题上反对‘明智的妥协’，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事情果真是像他们所指责的那样吗？”

　　文章首先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原则立场：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要维护世界和平，要实现和平共处，要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首先必须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必须发动人民群众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相信，正如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民主力量以及一切和平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

　　接着，文章对于一些人无理指责中国支持卡斯特罗对美国提出的五个条件是“冒险主义”、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作出了激愤的辩解：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政府的正确路线，支持古巴人民的五项正义要求和他们的英勇斗争。这是中国履行自己的不容推卸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如果说中国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斗争就是什么‘冒险主义’，那么，我们要问，是不是要中国人民不尽自己的可能支持古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才不叫做冒险主义呢？是不是硬要古巴放弃主权、放弃独立、放弃五项正义要求，才不叫做冒险主义，也不叫做投降主义呢？全世界都看到，我们既没有要求把核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把所谓‘进攻性’武器撤出古巴，所以对我们来说，根本说不上什么‘冒险主义’，更说不上什么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

　　接着，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在这一危机中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即“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又轻率、鲁莽，那就既会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又会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它。这就是说，一方面，从战略上看，从长远的整体的观点来看，归根到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一定要失败的，人民群众是一定要胜利的。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能鼓励人民群众信心百倍地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另一方面，从战术上看，在当前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又必须认真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必须严肃谨慎，讲究斗争艺术。没有这种认识，就不能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就有遭受挫折和失败的危险，也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观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这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我们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一切要革命和要胜利的人，对待敌人只能采取这种态度，而不能采取别种态度。因为，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那就必然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术上，在具体斗争中轻率、鲁莽，那就必然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又轻率、鲁莽，那就既会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又会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文章又以赞扬古巴人民的方式，无情地嘲弄了赫鲁晓夫既“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也“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英勇的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中，既没有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也没有犯冒险主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