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广东最大旧改项目——深圳大冲旧村改造项目村民物业签约近日启动，首日签约已达168户。据估计，此次改造项目将造就10个亿元户和400户千万富翁家庭。记者调查发现，为应对高房价，大多数原村民不要现金补偿，而是选择物业补偿。（1月25日《武汉晚报》）

 有关深圳旧村居民因拆迁而暴富的新闻已经不是头一遭听说了。此前，深圳市福田CBD岗厦村旧城改造项目也创造了一个“神话”，在房屋拆迁的一夜之间，500多栋楼房的主人集体跨入千万甚至亿万富豪行列。拆与不拆、高补还是低补，无非是利益的纠葛。但从深圳的这些拆迁范例看，似乎大多相安无事，没有人抱着燃烧瓶煤气罐上屋顶的，也不需要拿国旗和宪法说事，尽管有矛盾有纷争，但总体是和谐的，皆大欢喜的。

 这起码也印证一个基本逻辑：拆迁上的问题，没有天然的钉子户；只要补偿基本到位，群众不会不愿意拆旧迁新。由此看来，新的拆迁条例固然要做好“搬迁”的文字功夫，恐怕还需要把市场化补偿环节好好补课，毕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4条早就明确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拆迁估价应当参照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和市、县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部门定期公布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结合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状况进行。”

 以上算是旧话重提，深圳拆迁的例子的确是让人艳羡的。有人说，政府和开发商付出的补偿很高，最终开发商会用更高昂的价格来把高成本涵盖。每一个城中村改造意味着整个城市整体运营成本的非常规上升，这将导致整个城市运营的断层——但实际上，即便是没有生长城中村的地皮，盖出来的房子也不见得便宜。拆迁补偿，就算高一点，只要补得其所，对公共利益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总比短斤缺两、强买强卖的强。

 拆迁上的补偿价格，说到底决定于政府的议价能力。眼下的情况是，即便是涉及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定价，某些地方政府的议价能力也是出奇的彪悍，比如各色诡异的听证会，一律看涨不看跌。政府越“精明”，话语权越骄纵，群众的话事能力越孱弱，很难讨到一个公平正义的价格。结果有二：一是很多与公权沾边的产品成本不透明，职能部门以信息不对称捍卫其议价优势；二是利用政府公权，动用强制力量，固守“低买高抛”的霸王逻辑。与其说这是一种“议价能力”，不如说是自说自话独断专行。

 当然，随着民主法治的健全、公民社会的发展，政府与民众议价的领域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成熟。然而，在这种常态的对话与博弈中，政府的杀价本领有多高，不仅考验着其善治的层级与情怀，更决定着民众的幸福感，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示范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希望公权与私权“砍价”的时候，是温情的，乃至是大智若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