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一体、不伦不类，中国足坛沦为“赌坛”——足球由产业堕落为“赌业”，实乃事出有因、势所必然。

十年前，中国足坛掀起首轮打黑行动，在揪出黑哨龚建平成唯一替死鬼后，首轮打黑行动偃旗息鼓。几个月前，中央高层多位领导相继“关注足球”，中国足协开始极不情愿地清理门户。截至南勇、杨一民等足协高官“出事”前，至少已有21名足协官员、球员和俱乐部负责人被捕或遭拘押。这似乎已向社会证明，相隔十年后，中国足坛的第二轮打黑行动可以当真。瞧瞧吧，连足协的掌门人都“进去了”，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政府决心？然而我不敢如此乐观。

中国足球是最早从举国体制中剥离出来走市场化（俱乐部制）竞技体育发展道路的运动项目。最早向俱乐部投资的社会法人，是出手阔绰的一帮国资大佬。然而几年下来，国资大佬们就把国脚、省脚、市脚们给惯坏了。当发现俱乐部是一个个无底洞加大染缸，养着一群群流气十足的“小混混”后，恰逢国企迎来一波改制潮，于是，国资大佬们找到了脱身的借口，先后演绎国资集体“大逃亡”……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不少俱乐部开始闹“粮荒”，球员薪酬缺斤短两，俱乐部经费缺口日增。衣食不足难知荣辱，收买球员、培植黑哨、寻求保护伞的初始“缺口”就此打开。短短数年，中国足坛乌烟瘴气声名狼藉弄得实在不像话，只得拉出龚建平来祭刀。首轮打黑草草收场，并非上头不想真打，而是一旦真打把黑幕彻底撕开，恐怕很难缝合上。

新世纪初年，眼瞅着俱乐部体制即将山穷水尽，没想到首茬民资大佬开始强势崛起，“暴发户”的摆显心态（资本成功欲的虚幻满足）促使民资大佬“国退民进”，俱乐部体制得以暂时喘息。只是，“病灶”未除光靠输血并不能拯救中国足球。相反，部分民资大佬也很快发现，受假球、黑哨、保护伞的多重污染，花钱“烧足球”非但得不到“名誉回报”，反倒沾染一身臊。于是，明智者开始急流勇退，不明智的继续硬扛；于是，大约从2003年起，各俱乐部开始呈现频繁且持续的“更名潮”，俱乐部断粮、球员欠薪成常态；于是，国内外专业赌球公司“乘虚”介入球市，迅即控制赌球产业链之全脉……

说到中国足球的“市场化之殇”，除去投资目的困惑和投资回报困惑，更涉及俱乐部体制的深层次困惑。本来，既然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俱乐部制，那么中国足协的身份只能是俱乐部的“行会”角色。然而，中国足协集“行会”与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总局下辖的履行行政管理的正厅级事业机构）于一身，既做中国足球的“大老板”又承担中国足坛的行政“大总监”。如此官商一体、不伦不类，中国足坛沦为“赌坛”——足球由产业堕落为“赌业”，实乃事出有因、势所必然。

如是，此轮中国足球扫赌打黑只治标。要治本，则须从割除中国足球非驴非马的体制毒瘤下刀。否则，纵然南勇之流已被“拉下马”，中国足球还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