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后，官员摆宴事件频频进入公众视线。

先是广东廉江一位公安局副局长为乔迁大摆筵席，千人排队送红包，引发众怒。廉江迅即出台新规：官员婚丧嫁娶，摆宴不得超过10桌，且要提前申报。接着，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嫁女，摆下110桌酒席，亦被令检讨，驾驶公车赴宴的警员也被依规处理。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边对官员摆宴的热议余温尚存，那边媒体又爆料：深圳大鹏海关一位副关长大摆婚宴45桌，光临者颇多O牌车。

按说，只要当地没有如同廉江一般的“限桌令”，也没有借机收受红包敛财，那么，摆多少桌酒席，本属私事，即使是官员，也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只是，如今一些官场风气不正，公务员大摆宴席，难免瓜田李下之嫌。何况，板上钉钉的是，开着警用公车赴宴，显系违规。

有意思的是，在网友跟帖中，“宽容”的声音颇引人注目。有说深圳消费水平高，三四千元一桌并不稀奇；有说公务员也是人，也有人情往来，不该过多苛责；有说记者纯属小题大做，贪官多了，何必揪住这等鸡毛蒜皮的“小事”……

听上去似乎不无道理。如果动辄贪渎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大案要案算是“大鱼”，这实在只是些“虾米”。

我们不妨上溯一些关于官员与宴席的故事。

周恩来总理当年外出吃饭必付饭钱。有一次去杭州出差，在楼外楼用餐，周总理点了西湖醋鱼等菜，结账时唯恐饭店少算，到了机场还托人再补10元，总共付了30元，其实，那顿饭实际上是19元。

看来，身为大国总理，对“鸡毛蒜皮”的吃饭问题相当重视。

1980年10月，北京丰泽园厨师陈爱武不满于商业部部长用餐时搞特权，“几十元钱一顿饭，才只付了一碗汤钱”。小陈投书中纪委，中纪委迅即通报批评，部长检讨、补了饭钱还不算，《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连篇累牍追踪报道，头版头条、社论一起招呼。中青报社论称：“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决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此后，《人民日报》刊出署名评论员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指出“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是建立正常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

这段话，点出了当年的媒体对“鸡毛蒜皮”不惜“小题大做”的良苦用心。

然而，现在对官员特权的容忍度正在被无奈地放大。商业部部长当年吃多付少，放在今天算是清廉的了。不但公款吃喝已是“小菜一碟”，一些贪腐官员还要借吃喝吃出效益来呢，借私人红白喜事摆宴敛财，成了官场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看来，对“鸡毛蒜皮”的纵容，点点滴滴，终将形成巨大的“黑洞”，吞噬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吞噬人民群众的宝贵信任，并进而吞噬社会和谐。因此，媒体监督官员的“鸡毛蒜皮”，是对“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高度警觉。找出“蚁穴”，并一个一个曝光，是为了“大堤”的安全，意义极其重大，何“小题大做”之有？

据悉，媒体曝光海关副关长大摆婚宴时有人擅用公务车，当晚便接到恐吓电话。看来，“小题大做”的媒体监督，还是会让一些人坐立不安的。当官员的操守置于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变得公开透明，“蚁穴”们便不攻自破了。（李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