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对张国焘，拥护毛泽东

　　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叶剑英先在上海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经周恩来同意，1931年4月，叶剑英到达江西瑞金，担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并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中央、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1935年6月下旬，党中央、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根据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的形势，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线阵地，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依仗他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他反对红军北上的主张，提出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利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国的胜利”。红军北上时，“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的主要危险”。这个决定是十分符合当时形势的，是完全正确的。会后，张国焘一回到驻地，就立即致电党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散布不信任党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竟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还把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让给张国焘。这样，张国焘才勉强同意红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为了动员张国焘北上，党中央还派叶剑英到红四方面军里工作，7月，叶剑英又被中央任命为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作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坚决反对，他按照中央北上的精神，抓紧做好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工作，同时积极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使红军在毛儿盖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丧失了占领松潘的机会。8月3日，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一、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于8月初来到毛儿盖。他一到，就又向党中央发难，反对北上。为此中央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两河口决定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要求红军必须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反对分裂。可是，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继续膨胀。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继续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部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

　　9月9日，张国焘给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发去密电，要他们“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密电到达时，恰逢陈昌浩正在向部队讲话，发报员就把密电交给了在会场外的叶剑英。叶剑英看完密电后，认为情况万分危急，立即冒着生命危险迅速而巧妙地将密电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就把密电记在了卷烟纸上，随后叶剑英又把密电带回会场，当时陈昌浩还在讲话，会议结束后，叶剑英才把密电交给陈昌浩。党中央据此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三军团主力北上，当天夜里就离开了巴西，脱离危险境地。叶剑英也回到驻地，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率领军委纵队脱离险境赶上北上的红一、三军团。

　　在危急关头，若不是叶剑英机智地将密电及时报告给毛泽东，红军内部将可能发生武装冲突，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曾对杨成武谈起此事，还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