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历虎年来临之际，伴随着可圈可点的捷报，我从媒体上听取“打”声一片。

 22日上午10时，国家体育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副局长崔大林宣布：原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接替南勇，担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同时免去南勇足管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等职，免去杨一民 足管中心副主任一职（1月23日《新京报》）。在我眼中，这一消息无疑公安部门近期开展的针对中国足球打假扫赌行动传出的捷报。

 早先，重庆“打黑”成绩举世瞩目。据统计，截至10月28日，重庆公安机关共抓获涉嫌黑恶及其他犯罪人员共2954人，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7亿余元。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47件52人，已起诉5人。其中涉及厅级干部10人，涉及政法干警29人、行政执法人员4名。重庆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批准逮捕814人，其中以涉黑罪名批准逮捕385人（2009年10月30日《钱江晚报》）。

 接着，东莞“打黄赌毒”也可谓平地惊雷。据1月16日《广州日报》报道：在有关会上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曾表示，什么工作都可以低调，但打击黄赌毒一定要高调。“对扫黄一定要态度鲜明”，只要出现了都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去年12月30日凌晨5时，东莞警方出动警力500人14辆装甲车，摧毁位于东莞市东坑镇中兴大道某娱乐城旁的一个地下赌场，当场控制赌场人员近百人，缴获“百家乐”赌博工具一批。1月4日，亚运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广东东莞厚街举行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巡游，150多辆警车载着500多名特警、武警、交警、民警、治安队员，亮着警灯在全镇主干道巡游，引来群众驻足观看。

 反腐打“虎”更可谓战果辉煌。2009年可谓反腐力度年，共有20位省部级官员被处理，为30年来最多，其中该年被双规的有10位，此前被双规该年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有6位，该年被审判的有4位。有5位落马前在政协或人大任职，但事出在任职一线时，说明政协人大并非贪官安全撤退的跳板，如山东、贵州和广东的原政协主席孙淑义、黄瑶和陈绍基分别事出在其曾任的济南市委书记、黔西南州委书记和省公安厅长、省政法委书记位上，辽宁和吉林的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勇和米凤君分别事出在其曾任的朝阳市长、市委书记和长春市长、市委书记位上。有2位落马前为中纪委委员，分别为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和中核集团原总经理康日新（1月14日《南方周末》）。

 以足球打假反赌说事，在打假反起始时，南勇曾两次接受央视采访，称足协支持公安机关，一旦发现苗头就要坚决打击。对这样的“言行不一”，足协工作人员也很感无奈，“我刚看过接受采访的视频，南头当时说得确实挺好，但这样的问题又出现在了他身上。悲哀，真悲哀，这是中国足球的悲哀。”而在我看来，这岂止是中国足球的悲哀，更是中国法治的悲哀。

 假球赌球也好，“黑黄赌毒腐”亦罢，成因有千万条，归根结蒂的本因只有一条，少数国人缺失法律至高敬畏和绝对遵从。换言之，就法治层面而言，我们不是缺少法律，而是缺少法治；我们不是缺少法治，而是缺少法力——缺少法律的执行力和威慑力。说白了，法律打击不力不狠不恒，必然导致法律被人为架空虚设。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了法律威慑儆戒不够导致不少人对法律缺少敬畏甚至藐视法律，反过来，也正是因了不少人对法律缺少敬畏甚至藐视法律又导致法律威慑力不够甚至每况愈下日见式微。以至于时下少数地区，出现违法犯罪案件快速查处，动因不是全部源自法治力道，有时甚或要倚借“领导批示”的人治力量助力，这不能不说是法治的尴尬和悲哀。

 广州政法委书记张桂芳说，“黄赌毒”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不外两条：首先是认识不足，一些地区和部门简单地把“黄赌毒”问题看成是见怪不怪、法不责众的事，上级有要求时就抓一抓，对问题根治缺乏信心和决心。还有个别地区和部门主观认为辖区内无“黄赌毒”可打，存在盲目乐观的思想，“这是大错特错”；其次是打击不力，个别部门和少数干警对“黄赌毒”现象视而不见，甚至不排除有的人已经成为“黄赌毒”的保护伞（2008年6月13日《新快报》）。我以为，张桂芳之言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棨。

 法治的执行力和威慑力不可能与生俱来，公民对法律的至高敬畏和绝对遵从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相比，当然必须要“打”。然而，“打”毕竟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人人守法”“没人被打”才是终级目的。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题为《和谐社会中法治》演讲中说得好：“法治立法要追求法律的统一性，执法要有一个忠实于法律的公务员队伍，再加上一个独立的公正的司法系统，最后还有一个发达的法学教育给社会提供法治理念、提供法治的主体。只有这几项合起来，我们才可以说，构筑法治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了。”我期待虎年除了听到“打”出辉煌战果的捷报，更能听到“打”出法治文明进步的捷报。（陈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