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跨进2010年的门槛时，媒体就聚焦于一个即将成为历史名词的群体——代课教师。当时，一种大限将至的悲情，弥漫在铺天盖地的相关新闻中，据说44.8万代课教师将面临最后的清退，集体谢幕。

 如果说“代课教师”这一页成为历史是一种必然，退出不可避免，那至少该让他们体面而有尊严地离开，补偿肯定应该到位。即使离开讲台，也要让人家生计无忧，不为三餐发愁。但有的老师，教书三十年，却只领到区区600元。这是合理的“补偿价”，还是无情的“遣散费”？曾有主持人为此拍案而起，为代课教师鸣不平。

 近日，教育部再次明确表态，严格禁止聘用新的代课人员，对于被辞退的代课人员问题，要给予一定补偿，同时纳入当地社保制度。官方给出的统计数字是，全国公办中小学还有代课教师31.1万人。

 代课教师的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不假，但是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却是考验政府和教育部门政治道德的一面镜子。把那些在中国基础教育最薄弱的时期，在教育最薄弱的老少边穷地区，手执教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辈子，用一笔一画的教导为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提供动力的代课教师，当成“三无产品”，一“退”了之，这“清退”的不是教师，而是丢弃了良心。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课教师是中国教育的脚板。没有这些穿着草鞋、长满老茧的脚板，中国教育早趴下了。

 如果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必须让一些代课教师退出。那么，我们也该温情地对待。补偿则是第一位的。这不是额外的政策施舍，而是偿还历史欠账，稍微弥补一点我们长期以来的愧疚之心。

 为代课老师的出路构建更多的绿色通道，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关键是有没有这个决心。去年河北武安教育局的冯云生在免职当天，“突击签售”，连夜签发数百封调令。因为教师调动包括代课教师转正，权力都在教育局。虽是极端的个案，但各地有编不补的顽疾真是不治之症？我看未必，这只是个良心问题和决心问题。

 从制度层面看，广东在代课教师的补偿方面的做法，堪为表率。理想的政策如何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却也考验着现实执行力。比如经过近两年“代转公”的努力，广东仍有3万名代课教师无法转为公办教师。为此两年内广东准备拿出20亿，采取分批考试、免费培训、招聘和转岗结合等方式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其他地方能不能见贤思齐？不要求中西部的财政投入和富庶的沿海地区一样，但至少与当地财力相匹配吧？（李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