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毛泽东和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交谈

　　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 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 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 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第三次秘密和谈 章士钊再度请缨

　　上世纪70 年代初，国民党代表被赶出联合国，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这方面的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 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与国民党方面联络。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的想法， 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章士钊几年前从病床上摔下来造成骨折，一直行动不便， 只能靠轮椅代步。如此情况， 怎能做长途旅行呢？于是，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

　　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说派个专机去。”最后，在征得章士钊家属同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章士钊到香港。

　　经过周密安排，1973 年5 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到6 月下旬便一病不起。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重的消息，即派医疗队紧急赴港，指示尽一切办法稳定病情，然后护送其回京治疗。然而，当医疗队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 月1 日病逝。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的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

　　1975 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之后不久，于1975 年4 月去世。一年半之后，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历史留下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