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庐山会议 为何第二次几乎不为人知？

　作为中央全会或中央工作会议的庐山会议有三次。第一次打倒了彭德怀及其“军事俱乐部”；第三次打倒了陈伯达，并重重敲打了林彪及其同伙；第二次会议在相关党史著作中则似有似无，似密非密，几乎不为人知……

　　【毛泽东三上庐山】

　　建国后，毛泽东曾三上庐山，主持中央会议。

　　第一次，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先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讨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

　　第二次，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执行调整经济八字方针。

　　第三次，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开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加强战备等问题。

　　第一次会，打倒了彭德怀和他的“军事俱乐部”；第三次会，打倒了陈伯达，兼带重重敲打了林彪夫妇及其同伙。这两次会最有名，尤以第一次会可以独擅“庐山会议”之名，第三次会还只能放在“林彪事件”中述说（见1981年颁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7节、21节；《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章、38章）。但毛泽东说过“三次庐山会议”的话（《我的一点意见》），因此人们习惯统称为“庐山会议”。

　　但是，夹在上述一、三两次会议中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同样是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却处于一个神秘的地位，没有公开报道，也没有发布公告，似有似无，似密非密，几乎不为人知。即使进入改革开放的30年间，关于一、三两次庐山会议的报道或研究，基本已无禁区；但对于这个第二次会议，其出席人员名单，在一些党史著作中仍闪烁其词，特别是会议主持人毛泽东的名字更是讳莫如深，不见一提。例如——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在提“工业七十条”和“高教六十条”时，都只说一句“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无出席人员名单，更无毛泽东名字。（见该书第387页）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3章为《〈工业七十条〉的诞生》，提到“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开幕”，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但仍无出席名单，更避开毛泽东名字，也不提刘少奇、周恩来，似是故意回避。（见该书第959页）

　　《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与《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都只在相关年月日下记载刘、周各自的上山与会，不提毛泽东是否出席。（见《刘少奇年谱》第538页，《周恩来年谱》第429页）

　　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7页），引用《我的一点意见》全文时，在“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后，因为其中谈到第二次庐山会议，而把整段文字用删节号作了代替。可见至少到此书出版为止，毛泽东曾主持召开这次会议的历史，尚在史家回避之列。

　　其实这段文字，早在1990年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的《陈伯达其人》一书中，引用《我的一点意见》全文时，无意中已全段发表过了。现特引录如下：

　　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叶永烈在《出没风波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书中说，《陈伯达其人》曾经北京有关部门审阅，同意出版。据叶永烈说，胡绳和金冲及都看过这本书。胡绳以为书中所写的陈伯达，就是他所认识的陈伯达；金冲及说“这本书写得扎实，透露了大量档案中所没有的信息”。但这些还不足以完全解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未得全部公开的谜团。

　　最近在一家官方网站青岛新闻网上，看到一篇题为《1961年庐山会议为何不公开报道》的新闻评论，无作者署名，发表时间是2005年11月9日，却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如下的回答：

　　中共中央曾于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和教育等重大问题。可是，这样重要的会议，很长时间却没有公开发布信息。这是什么原因呢？

　　1961年8月下旬，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因路途遥远，没有按期赴会报到。会议秘书处挂长途电话催他尽快赶来开会，这一电话内容被泄密。就在会议举行翌日，台湾当局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脑会议，商议解放台湾的消息。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坐立不安，派了几批特务赴大陆刺探虚实，其实，会议没有半点涉及解放台湾的内容。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把会议泄密的坏事变成好事，将计就计，即对会议绝对保密，不作任何新闻披露。深谙孙子兵法的毛泽东，当时采用的大概是“虚张声势”一计吧。

　　既然这条信息已在官方网上传播，也就表示已不在保密范围之内，虽然尚有待正式文件佐证，但已可公开备此一说了。

　　按前文所述，从毛泽东身边不告而别的行为，陈伯达是有“前科”的。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陈伯达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有一天，毛泽东要起草文件，却找不到陈伯达了。据《陈伯达其人》记载：

　　“陈伯达哪里去了？”毛泽东问机要秘书叶子龙。

　　“他搬走了！”叶子龙答道。

　　“他搬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又问。

　　“搬到大使馆去了。”叶子龙答。

　　“他为什么搬走？他到大使馆去干什么？他是我的秘书，他的工作在这边呀！他搬走，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毛泽东显得非常不高兴。他要叶子龙通知大使馆，陈伯达必须立即搬回来！

　　陈伯达只得灰溜溜地搬回来。陈伯达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儿子陈晓达在苏联学习，十六岁了，多年不见，想在大使馆跟儿子一起住几天……

　　“你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望着毛泽东愠怒的脸，陈伯达知道事态已相当严重，赶紧向毛泽东赔不是，作了检讨。

　　毛泽东在陈伯达作了检查后，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不过，这件事在毛泽东心中，从此留下不愉快的阴影。

　　这段描写十分生动，有纪实文学笔调，但可相信不是虚构。师哲是毛泽东访苏的翻译，他的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中有专节详细记载陈伯达随同访苏活动，却没有不告而搬一事，只提到“毛泽东确实说过陈伯达‘老鼠搬家’，但我不清楚指的什么”，想即指此事，但他不得其详。叶永烈这里所写，应是得之于当时在场的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的口述回忆，并向陈伯达本人求证。正如作者最后所说，毛泽东虽然对陈伯达有所不满，还是要用其所长，留在身边。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忘乎所以，旧病复发，又一次不告而行；但毛仍容忍在心，继续留用，甚至1966年还大用特用，委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进入中央常委，排名第四位。直到1970年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把他拿下来”（毛泽东语，见《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坠为阶下囚。这让人怀疑，是不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从陈伯达与毛的关系和陈的起落，可看到毛泽东的用人之道或驭人之道。所以，《我的一点意见》这篇文章关于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逃会获谴的一段文字，应该得到重视，说明陈伯达以及同他一样的人，平日一举一动，都在毛的洞察之中。陈伯达的悲剧在于，即使晚年服刑放归幽居的日子里，他还不知错在哪里，他对儿子陈晓农说：“我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我？我又没有得罪他。在他那里工作，我还是很小心的。在庐山说他是天才，那也是说好话嘛，紧说好话也不行？”毛泽东曾告诫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毛泽东传1949—1976》）陈伯达缺少的正是这点“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