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新闻网 - 热点评论 - 正文
您现在的位置:



为何第二次庐山会议几乎不为人知?

发布时间:2010-01-2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三次庐山会议 为何第二次几乎不为人知?

 作为中央全会或中央工作会议的庐山会议有三次。第一次打倒了彭德怀及其“军事俱乐部”;第三次打倒了陈伯达,并重重敲打了林彪及其同伙;第二次会议在相关党史著作中则似有似无,似密非密,几乎不为人知……

  【毛泽东三上庐山】

  建国后,毛泽东曾三上庐山,主持中央会议。

  第一次,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先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讨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

  第二次,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执行调整经济八字方针。

  第三次,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开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加强战备等问题。

  第一次会,打倒了彭德怀和他的“军事俱乐部”;第三次会,打倒了陈伯达,兼带重重敲打了林彪夫妇及其同伙。这两次会最有名,尤以第一次会可以独擅“庐山会议”之名,第三次会还只能放在“林彪事件”中述说(见1981年颁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7节、21节;《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章、38章)。但毛泽东说过“三次庐山会议”的话(《我的一点意见》),因此人们习惯统称为“庐山会议”。

  但是,夹在上述一、三两次会议中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同样是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却处于一个神秘的地位,没有公开报道,也没有发布公告,似有似无,似密非密,几乎不为人知。即使进入改革开放的30年间,关于一、三两次庐山会议的报道或研究,基本已无禁区;但对于这个第二次会议,其出席人员名单,在一些党史著作中仍闪烁其词,特别是会议主持人毛泽东的名字更是讳莫如深,不见一提。例如——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在提“工业七十条”和“高教六十条”时,都只说一句“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无出席人员名单,更无毛泽东名字。(见该书第387页)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3章为《〈工业七十条〉的诞生》,提到“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开幕”,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但仍无出席名单,更避开毛泽东名字,也不提刘少奇、周恩来,似是故意回避。(见该书第959页)

  《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与《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都只在相关年月日下记载刘、周各自的上山与会,不提毛泽东是否出席。(见《刘少奇年谱》第538页,《周恩来年谱》第429页)

  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7页),引用《我的一点意见》全文时,在“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后,因为其中谈到第二次庐山会议,而把整段文字用删节号作了代替。可见至少到此书出版为止,毛泽东曾主持召开这次会议的历史,尚在史家回避之列。

  其实这段文字,早在1990年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的《陈伯达其人》一书中,引用《我的一点意见》全文时,无意中已全段发表过了。现特引录如下:

  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叶永烈在《出没风波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书中说,《陈伯达其人》曾经北京有关部门审阅,同意出版。据叶永烈说,胡绳和金冲及都看过这本书。胡绳以为书中所写的陈伯达,就是他所认识的陈伯达;金冲及说“这本书写得扎实,透露了大量档案中所没有的信息”。但这些还不足以完全解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未得全部公开的谜团。

  最近在一家官方网站青岛新闻网上,看到一篇题为《1961年庐山会议为何不公开报道》的新闻评论,无作者署名,发表时间是2005年11月9日,却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如下的回答:

  中共中央曾于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和教育等重大问题。可是,这样重要的会议,很长时间却没有公开发布信息。这是什么原因呢?

  1961年8月下旬,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因路途遥远,没有按期赴会报到。会议秘书处挂长途电话催他尽快赶来开会,这一电话内容被泄密。就在会议举行翌日,台湾当局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脑会议,商议解放台湾的消息。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坐立不安,派了几批特务赴大陆刺探虚实,其实,会议没有半点涉及解放台湾的内容。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把会议泄密的坏事变成好事,将计就计,即对会议绝对保密,不作任何新闻披露。深谙孙子兵法的毛泽东,当时采用的大概是“虚张声势”一计吧。

  既然这条信息已在官方网上传播,也就表示已不在保密范围之内,虽然尚有待正式文件佐证,但已可公开备此一说了。

  按前文所述,从毛泽东身边不告而别的行为,陈伯达是有“前科”的。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陈伯达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有一天,毛泽东要起草文件,却找不到陈伯达了。据《陈伯达其人》记载:

  “陈伯达哪里去了?”毛泽东问机要秘书叶子龙。

  “他搬走了!”叶子龙答道。

  “他搬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又问。

  “搬到大使馆去了。”叶子龙答。

  “他为什么搬走?他到大使馆去干什么?他是我的秘书,他的工作在这边呀!他搬走,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毛泽东显得非常不高兴。他要叶子龙通知大使馆,陈伯达必须立即搬回来!

  陈伯达只得灰溜溜地搬回来。陈伯达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儿子陈晓达在苏联学习,十六岁了,多年不见,想在大使馆跟儿子一起住几天……

  “你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望着毛泽东愠怒的脸,陈伯达知道事态已相当严重,赶紧向毛泽东赔不是,作了检讨。

  毛泽东在陈伯达作了检查后,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不过,这件事在毛泽东心中,从此留下不愉快的阴影。

  这段描写十分生动,有纪实文学笔调,但可相信不是虚构。师哲是毛泽东访苏的翻译,他的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中有专节详细记载陈伯达随同访苏活动,却没有不告而搬一事,只提到“毛泽东确实说过陈伯达‘老鼠搬家’,但我不清楚指的什么”,想即指此事,但他不得其详。叶永烈这里所写,应是得之于当时在场的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的口述回忆,并向陈伯达本人求证。正如作者最后所说,毛泽东虽然对陈伯达有所不满,还是要用其所长,留在身边。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忘乎所以,旧病复发,又一次不告而行;但毛仍容忍在心,继续留用,甚至1966年还大用特用,委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进入中央常委,排名第四位。直到1970年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把他拿下来”(毛泽东语,见《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坠为阶下囚。这让人怀疑,是不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从陈伯达与毛的关系和陈的起落,可看到毛泽东的用人之道或驭人之道。所以,《我的一点意见》这篇文章关于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逃会获谴的一段文字,应该得到重视,说明陈伯达以及同他一样的人,平日一举一动,都在毛的洞察之中。陈伯达的悲剧在于,即使晚年服刑放归幽居的日子里,他还不知错在哪里,他对儿子陈晓农说:“我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我?我又没有得罪他。在他那里工作,我还是很小心的。在庐山说他是天才,那也是说好话嘛,紧说好话也不行?”毛泽东曾告诫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毛泽东传1949—1976》)陈伯达缺少的正是这点“自知之明”。

 

(作者:钱伯城  责任编辑:李斌
 

金山论坛】 【返回新闻中心】 【打印】 【关闭
 
 
相关新闻
我也来说两句: 0条评论 查看评论
会员登录名 密码 匿名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