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于律己的好榜样

　　张鼎丞给我留下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严于律己，没有官架子，总是以平等态度对待下属，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而且做得比别人更好。

　　我为张鼎丞当警卫员期间，司令部编有党支部，我们警卫员同张鼎丞一起与机要科的人员编为一个党小组，由机要科长何凤山任党小组长。每次过组织生活或开党小组会时，张鼎丞总是挤时间，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确实参加不了时，也主动向小组长请假，并尽量让警卫员参加。他参加党小组会议时，不但态度平易近人，而且带头做自我批评。我记得他多次说过：“党的会议上，大家是一律平等的，都是党员，不允许叫司令员，要一律称同志。”他还经常给我们讲党的基本知识，讲党的方针政策，讲怎样做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等，这些都使我终身受益。

　　那时，我们除大家一起吃大伙食外，还像红军时代分“伙食尾子”一样，每月能领到2元5角零用钱。张鼎丞的标准高些，每个月是5元。可是，他的开销也很大，常常用这笔钱购买香烟、茶叶招待来请示工作的下属，或是招待社会上来拜访的友好人士。他还对我们约法三章，不让我们去司务长或副官那里领招待客人的香烟等用品，并且每隔半个月就要我们汇报一次5元钱的开支账目，不准超领零用钱，不准乱花。张鼎丞的客人多，每月5元钱，开支显得很紧张。我曾经向他提意见说：“你招待客人是工作，不是私人行为，应当去副官处领招待烟。”张鼎丞严肃而又耐心地对我说：“小朱啊，你的眼光要放远一点，国民党只发给我们新四军14万元军饷，我们刚集中时都不够花，现在部队人数大大发展了，不节约开支行吗?”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吗，我们的朱总司令现在是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按说每个月他可以领到3万元的薪水。可是，朱总司令一分钱也不要，全部拿出来养军了。你想想，相比之下，我拿出点零用钱买几包香烟招待客人，还不应该吗？”

　　在第二支队的一年多时间里，张鼎丞的工作非常繁忙，不是忙于指挥打仗和部队建设，就是忙于做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那时，他已是40多岁的人了，却始终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白天，他脚踩草鞋东奔西走，我们跟着的警卫员都累得不行，晚上一躺下就呼呼入睡了。而张鼎丞却还在油灯下写调查报告或经验材料，每天总是要忙到深夜。每次秘书刻写完材料，他还要亲自校对完才肯上床休息。有一次，他要求我们警卫员也参加油印后的材料分检与装订，还耐心地说明：“工作经验是有时间性的，总结得越快，推广得越及时，才能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你们辛苦一下，少睡一会儿觉，把材料赶装出来，明天一早发下去。”冬天的江南，河水结成薄冰，夜里装订，冻得我们手脚疼痛发麻，张鼎丞怕我们受冻，把他的大衣和棉衣送来，让我和另一位警卫员熊斌穿上，嘱咐我们别受凉，小心感冒。我们把张鼎丞的衣服穿在身上，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张鼎丞还是带头学习的好榜样，一有空他就看书，没空也要挤时间读书。他的桌上、床头总是放着好多书，如《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马列著作，还有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等等。有的书，他看了又看，用红蓝笔圈了又圈，划了又划，还在书上写了不少批注。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找书、弄报纸。我们了解了他这个爱好，每到一地总是首先去找书报。有一次，一位搞民运工作的同志给他送来一本列宁的著作，他如获至宝，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每次部队转移时，我都负责运他的书箱子，转移到新的地方后，他总要亲自检查箱子里的书有没有丢失。

　　张鼎丞不仅自己带头刻苦学习，而且非常关心身边人员的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每次在办公或写作之前，他总要先安排我们警卫人员学习。他多次要求我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写得好极了，不但回答了当前国内外对抗日战争提出的问题，讲清了我们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也回答了你们思想上的很多问题，你们一定要好好读，有不懂的问题和不认识的字，就记下来，向谢罗贤秘书请教，也可以问我嘛。”有时，他与我们聊天也谈到要我们抓紧学习。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不能跟我当一辈子的警卫员啊！你不学习怎么能进步呢？现在部队发展很快，很缺干部，你们要随时准备到部队去当干部。你们现在不抓紧学习，不抓紧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军事组织能力，怎么能适应我们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呢？”他这种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的态度，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我，从那时起，我开始养成了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

　　1939年5月，张鼎丞奉命去延安。临行前，他找我谈话交代说：“你暂时留在军政治部等我，最多半年，我就能回来，回来后我们一起回二支队去。在我离开的半年中，给你两项任务：一是把我公文箱子里的书保管好；二是去军教导队学习。等你毕业时，我也该回来了。你学习期间，要经常抽空回来看看我的书有没有发霉。这两件事，我都告诉军政治部的黄秘书长了。”

　　张鼎丞走后，因中央留他在延安工作，很久没有回来，我也因故没去教导队学习，组织上安排我到新四军政治部警卫通信排当班长去了。但是，我一直牢记着他对我的交代，认真地保管着他的书籍。直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部队准备北撤时，组织上动员大家轻装行动，我仍然舍不得“轻掉”他的书箱。后来军政治部秘书长命令我交出书箱,我还恋恋不舍地想把张鼎丞最喜爱的几本著作背上带走，秘书长也没同意，我才将书箱全部上交。皖南事变后，书箱的下落不明，让我留下了终身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