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开展群众工作

　　有一次，张鼎丞同我们两个警卫员聊天时，说到新四军的经费特别困难，国民党政府发下来的14万军饷还不够现有人员吃饭穿衣，部队要扩大，要发展武器装备，都缺钱。张司令员好像要考我们似的问：“你们说说，怎么解决现在养兵的困难?”我抢着回答说：“缺钱，难不倒我们，我们可以到湖里去摸鱼、捡螺蛳，还可以上山挖野菜啊!”张鼎丞笑着说；“你这是苦办法呦，只能解决短期的困难。养兵的根本办法，还是要像我们过去建立苏区那样，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自己的政权。”张鼎丞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始终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群众中建立党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当成是第二支队的重要任务。部队每到一地，他都要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协同地方党组织，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建立青年、妇女、农民等抗日敌后协会，成立减租减息委员会，实行减租减息；同时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各级党组织；就地组织抗日游击队，收缴土匪武装，为支队各团营补充兵员；没收或征收税款，补充军饷。除了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之外，张鼎丞还要求各部队都要做群众工作。新六连到南漪湖郑村一带活动时，张鼎丞要他们从剿匪入手，以主要精力做群众工作，很快就把郑村一带变成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张鼎丞无论军务多么繁忙，都不忘亲自下乡做群众工作。当时部队的流动性大，每到一地，张鼎丞总要抽出时间深入到驻地群众中去，访贫问苦，宣传抗日，结交朋友。有时还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军民团结的重要性，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号召广大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他经常深入到群众中搞调查研究，还亲自帮群众干活。有位白发老人看见张司令员对老百姓这么好，感慨万分地说：“我活了这把年纪，亲眼看到从清朝到民国的兵荒马乱中，都是老百姓吃苦头，从来没有见到像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长官和士兵对老百姓这么好，共产党必得天下无疑啊!”

　　我们支队东进途中经过芜湖东门渡口时，由于群众不了解新四军，把船都藏起来了，只剩2条摆渡的小船，支队几千人一天也过不去。张鼎丞立即派民运科长带了几十人到渡口周围去做群众工作，说明我们是到敌后打日本鬼子去的，借老乡的船过河，可以付给一定报酬。这一招很灵，不到2个小时，群众就用船拼接，搭成了一座浮桥，不到一个上午，支队全体过渡完毕。当我们要付钱给船工时，没有一个人收钱，大家都说：新四军来江南帮我们打鬼子，我们出点力还不应该吗？

　　在开展群众工作时，张鼎丞特别重视群众纪律。每当司令部机关转移驻地时，他都要亲自检查有没有违反群众纪律的，有没有损坏东西没赔的。记得1938年底我们驻狸头桥附近的一个村庄时，知道该村有个习俗，祖祖辈辈不吃狗肉。有一次，我们弄到一点狗肉，可没有锅煮。我们去找房东借锅，怕说真话借不到锅，就说是羊肉。狗肉炖好后，香气四溢，房东小伙子问：“你们炖什么肉啊，这么香?”我开玩笑说：“羊肉，来尝尝吧！”小伙子尝了之后嚷着说：“好吃，真好吃！”我忍着笑没敢告诉他真相。到开饭吃起狗肉时，想起房东小伙子把狗肉当羊肉、直叫好吃的情景，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张鼎丞有点奇怪，问我：“笑什么？”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不料，张鼎丞把脸一沉，严肃地批评我说：“尊重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也是群众纪律。说过多少次了，为什么不尊重人家，还说假话呢？”在他的督促下，我诚心诚意地向房东赔礼道歉，取得了他们的谅解。

　　积极进行统战工作

　　1938年7月，部队刚刚东进，张鼎丞就在第二支队干部会议上对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进行了专题宣讲。他在会上要求“每个干部，乃至每个战士都要学习做统战工作。要一面作战打日伪军，一面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抗日，坚决防止关门主义倾向”。

　　1938年8月，张鼎丞到达当涂县的马家桥不久，就亲自主持召开了各界代表大会，成立了当涂县抗战动员委员会。接着，又组建了宣城、江阴、溧阳3县抗战动员委员会。随后，各区、乡的抗战动员委员会也相继成立。这些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江南一带抗日民主三三制政权性质的组织，对广泛争取、团结各阶层与各界社会力量，发展苏南敌后的抗日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我的印象中，张鼎丞对统一战线工作是非常积极热心的。在执行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原则方面他是最坚决的，在争取中间力量参加统一战线方面，他又是最灵活的。我经常看到他亲自出面，找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谈话，与他们交朋友，深入了解他们的政治态度，因势利导，说服、争取、团结他们参加抗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支队司令部在慈溪一带驻扎时，张鼎丞听说附近有个侨乐村，居民大都是从日本、法国、英国归来的侨民。其中，有一位名叫邓协池的老先生，是国民党委派的侨务主任。张鼎丞便经常抽时间登门拜访邓老先生，和他成了好朋友。每次村里搭台演戏或召开军民联欢会时，张鼎丞总是热情地邀请邓协池上台讲话，表现出对邓老先生的尊重和信赖，使邓协池很受感动和教育，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好感日益加深。后来，邓协池亲自将儿子邓国庠送到第二支队当兵，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新四军的支持。此后，当地许多老人纷纷效仿邓协池，将自己的子女送到新四军来，形成了踊跃参加新四军的热潮。

　　1938年12月，张鼎丞听说在水阳镇附近住着一位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侍卫官的老人，便冒着严寒，步行到他家里拜访，听取他对国共合作的看法，征求他对落实孙中山遗嘱的意见。老人感动地说：“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是落实孙先生遗嘱的最好实践。我欢迎和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国共真诚合作，共同拯救中华民族。”张鼎丞登门拜访的行动和坦诚的谈话感动了这位老人，他主动要求将两个孙子送到二支队当兵，为抗战尽一份力。张鼎丞当即同意并代表新四军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件事传开后，对第二支队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和扩军工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39年初，张鼎丞得到新四军驻高淳办事处主任彭冲的报告，说驻高淳东坝的国民党专员对抗战的态度比较积极，便决定亲自与那位专员会面，再做些争取工作。几天后，彭冲陪那位国民党专员来到第二支队司令部驻扎的狸头桥。张鼎丞特地组织了一个欢迎会，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起初，那位专员还有些紧张和拘谨，见张鼎丞这样以礼相待、热情真诚，颇受感动，增加了他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好感，也讲了不少赞扬新四军和表示真心合作的话。后来，这位专员确实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好事。

　　茅山一带有一个团的国民党军被日军打散以后，同当地的青红帮合起来，自称“抗日司令部”。第二支队到达苏南敌后时，他们派了两个代表来第二支队联系，要求收编他们，给予番号。张鼎丞与支队其他领导研究后，觉得这支队伍能坚持抗日，是可以团结、争取的对象，应对其实行团结和逐步改造的方针，于是，答应了“抗日司令部”的收编要求，派遣得力干部到这支队伍中去，建立党的组织，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帮助他们化解派系纠纷、整顿组织，教他们如何打抗日游击战。经过有计划的逐步改造，后来这支队伍被升编为主力部队。类似于“抗日司令部”的还有各地的武装自卫团，张鼎丞也派了不少干部到各地的自卫团去做争取与改造工作，在苏南一带相继争取了朱昌乐、刘益夫、赵家开、王家杰等不少地方自卫团，不但对尽快打开当涂、宣城、广德、高淳、溧水一带的抗日局面起了促进作用，而且对发展壮大新四军队伍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