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或文明是否唯一不间断地发展下来的问题，是一个没有异议，不必争论的问题，而且并不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我个人感觉，现在的学者们都忽略了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华夏文明不间断地发展下来这一事实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中华民族现在的复兴起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内蒙古大学的胡仲达教授有很新颖的观点。我手头有一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世界史研究文集》，是花两块钱从旧书摊上捡来的。《文集》中胡教授的一篇《论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文令我耳目一新。胡教授说：“各种文化和文明的发展道路明显地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的显著的表现，就是发展的不平衡性。有些文化与文明在发展过程的某一点上，就结束了自己独立存在的历史，而成为其他文明的组成部分。更普遍的现象是，在前一阶段它是先进者，到后一阶段它成为落后者。在下一阶段，落后往往又转化为先进，而先进又往往转化为落后了。”他举例说，“在欧亚大陆上，环绕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北、东三面的半月形丘陵地带，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农业（包括牧业）革命的摇篮，人类在这里最先进入野蛮时代（新石器时代）。可是最早的古文明并非出现在农业革命的摇篮地带，而是出现在它的边缘以外的两河和尼罗河冲积平原。”“由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又是青铜文明的边缘地带或边外地区成为铁器时代文明的中心。在希腊，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几乎被彻底摧毁，希腊一度沉沦到‘黑暗时代’，古典的希腊及继起的罗马却发射出耀眼的文明光辉。在南亚次大陆，印度河流域从此默默无闻，文明的中心转移到印度河上游的边缘地带和恒河流域。只有在中国，黄河流域仍然是文明的中心，并扩展到长江流域。而最早的古文明中心——古代近东，虽先后出现了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但与古典的希腊和罗马相比，却显得相形见绌了。可是，古典的希腊罗马文明先后夭折，在所谓‘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就陷入了又一个‘黑暗时代’。这实际上是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刚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时代。”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胡教授也谈到世界历史上一个现象，即往往是文化上落后的新兴民族后来居上，战胜了文化上先进的古老民族。其中原因，有的是因为古老的先进民族没有及时掌握新的技术，如印度河流域文明。胡教授说：“处于野蛮阶段的雅利安人，最初的活动区域在印度河上游五河流域。此后逐步向恒河流域扩展。公元前一千年初期，铁器的使用使雅利安人进入文明时代，恒河流域成为印度文明的中心。”而印度河流域属于青铜时代的文明，那里的人没有跟上技术进步，社会结构和文化也一仍其旧，或许加上自然灾害，终于被雅利安人所征服。有的是因为没有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改变文化。公元前1000年左右，古代近东及其邻近地区进入了铁器时代，而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却未能抓住铁器时代带来的机遇，青铜时代的传统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未能开辟新局面，于是几乎与恒河流域文明的衰落同时，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由先进转化为落后。胡教授认为，传统文化太强大了也不一定是好事，传统文化消灭了也不一定是坏事。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南侵，几乎彻底摧毁了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连那里的文字都不再有人能认识，“然而，正是由于旧文明几乎被彻底摧毁，希腊人甩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才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创造新鲜明丽的新文明”。他在后来居上的现象背后发现了一个规律，即新文化往往在旧文化统治薄弱的地区，历史包袱比较轻的地区发育成长。如希腊的古典民主即产生在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地区。它远离希腊本土，历史包袱比较少，因而成为希腊古典文明的先驱。米利都率先发展商品生产，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求自由和平等，即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平等竞争，于是最先出现了民主政体“开俄斯”。风气传入希腊本土，形成了雅典的古代民主制。关于华夏文明，胡教授也认为其发展没有中断。他说“只有中国的华夏文明，在古代世界一直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然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从他的叙说看，是好事，因为公元1500年以前东方先进而西方落后；也是坏事，因为公元1500年以后东方由先进转化为落后，而西方却由落后转化为了先进。新文化在旧文化薄弱的地区发展起来了。“高度发展的东方封建社会，由于它是封建堡垒，故迟迟未能实现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而发展水平较低的西方封建社会由于阻力较小，在16——19世纪就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英吉利是欧洲特别是西欧封建主义的薄弱环节，所以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这里取得胜利。”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的封建社会处于由领主封建制向王权专制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还不那么巩固和强大。

    以我有限的知识基础判断，我认为胡仲达教授的一些观点，如新文化往往在旧文化薄弱的地带产生的观点，别人没有说过，至少是没有这么明确地说过，就是专门研究历史现象的英国名家汤因比也没有如此明晰的思想。因为喜欢，所以比较详细地引述了他的主要观点，以期引起专家们的注意，引起广泛的思考、讨论和研究。

    这实际上牵涉到当今一个热门话题：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又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对于传统文化，应该有一个原则，一切服从于民族振兴。凡是有利于民族振兴的，就爱护之，继承之；一切不利于民族振兴的，就封存之。不可用古董家和收藏家的心理对待古代文化，对一种东西恋恋不舍，爱不释手，仅仅是因为它古老，因为它不可多得。这种态度是有害的。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它固然精美绝伦，但它毕竟是建筑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文化，其中有许多内容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重新解释，是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如皇权专制主义、官本位、等级观念、特权观念、家长制作风等等。这一类东西，也不是一概抛弃，消灭干净。可以在小范围内研究，如果有人想用它来作为民族振兴的思想武器，是会失望的。不幸的是，直到现在，这种怀有古董心理和收藏癖的人还不少。一些地方出现了现代私塾，小孩子们穿着大褂，摇头晃脑地读《三字经》、《孝经》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人以新新儒学家自居，在那里弘扬孔子学说，发誓要“继绝学”。与此同时，对于那种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想，却显得底气不足，总觉得这是我们对手的东西，总怕被“西化”，怕它们吃掉了传统文化。当然不是说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化都好得不得了，但其中有许多的确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就是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相联系的问题，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了。这里也应该确定一个原则：凡是有利于民族振兴的，就拿来；凡是不利于民族振兴的，就弃之不顾。当前要特别警惕“华夷之辨”这种传统保守心理。不要怕外来文化泛滥而淹没了民族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什么命运，取决于这个民族的人数是否足够多，是否足够强大。一个人口众多而又强大的民族，其文化是绝对不可能被消灭的。日本大胆地吸收西方文化，它的本民族文化也没有消失，何况有5000年文明史和13亿人口的中国！要有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的勇气。交流还是不交流是一个民族是强大还是羸弱，是进步还是停滞不前的关键。有一个名叫弗朗兹·博厄斯的人类学家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为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中获得好处。”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历史证明，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最古老的文明之所以出现在欧亚大陆和北非，就是因为这块地方的各民族有互相交流的条件。美洲印第安人文化就差得多，澳洲土著就更差了，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处环境的封闭性。15000年前，亚洲人到了美洲，他们虽然也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向人类贡献了玉米、土豆、甘薯等等农作物品种，但毕竟赶不上欧亚大陆的古文明，有一些民族还处于食物采集的阶段，即旧石器时代。澳洲土著是大约4万年前离开亚洲的，那时候人类还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基础就差，加上孤立，无法与其他民族交流，结果直到18世纪英国人发现该大陆的时候，他们还处于采集和狩猎的阶段，没有农业也没有牧业。他们不知道衣服为何物，赤身裸体，随遇而安。他们不会造房子，而住在树洞和山洞里，最多用树枝搭个窝棚。他们不会制造弓箭和陶器，没有文字，语言也非常简单，不仅词汇少，连音节也十分简单单调。只因为已经学会了火的使用，也会用木片木棍制造飞去来器和标枪发射器，所以勉强可以说进入了中石器时代。我在那里工作时读了一些有关土著的书籍，令我惊讶的是，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即我国发生太平天国革命的前后，他们还吃人肉，而且特别喜欢吃中国人的肉（那时候有数万中国劳工在澳洲金矿掏金），而不喜欢欧洲人的肉，说中国人的肉细腻。他们并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没有食物才吃人肉的，纯粹是为了改善伙食！他们为自己的孤立封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差一点儿被殖民者杀光。在殖民者看来，他们与害兽没有什么差别。古代人类需要交流，知识爆炸的时代更需要交流，而且，全球化时代也逼着交流。这是一个大交流、大融合、大碰撞、大竞争、大发展的时代。中国人要做弄潮儿，站在时代的前列，利用这个机会，打一场翻身仗。但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到了此事的紧迫性。有人对目前的所谓“英语热”颇不以为然，还为此大动肝火。应该冷静地想一想，冷静地对待。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已经捷足先登，成为一种世界通用语言，不管它本身是否优美，也不管英国人的历史是否悠久。这是一个现实。中国人要走向世界，要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要和人家做生意，不掌握一门国际通用语言是不行的。拒绝学英语更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民族感情值得尊重并珍视，但是，民族感情最好的体现是千方百计使自己的民族尽快地强大起来，而不是赌气。

    种种现象说明，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我们连续5000年不间断的文化没有成为民族前进的动力，反而成了一种包袱。更加不幸的是，背上了这样的包袱还不自知，还自以为爱国，还振振有词。难道这不是一个更加重大，更加值得探讨的问题吗？

    最后，顺便说一下，我不大赞同赵复兴先生讨论问题的态度。赵文说：“余先生虽然‘文革’中就是《学习与批判》的笔杆子，改革开放后也写了不少东西，但总体看来硬伤较多。”这是揭老底。人们当然希望余先生自己总结那段历史，如果他真的是那个刊物的笔杆子的话。而为“四人帮”的刊物撰稿，如果不构成犯罪，不过是思想问题，最多是道德问题。这类问题要靠他们自己去总结，不能成为不让他们现在写文章的理由，尤其是谈与那段历史毫无关系的文化问题。赵复兴先生将两者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硬伤较多”。要说硬伤，可以说谁都难免。比如赵复兴先生的这篇文章里，我就一眼看见一个：“《新约》则说对人要爱，甚至爱你的敌人，别人要你的外衣，你应该连内衣也脱给他。”这话说反了。《新约》《马太福音》是这么说的：“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对于沙漠部落来说，外衣比内衣重要多了，它不但是衣服，也是褥子、被子、餐布，甚至包袱皮等等，是一个沙漠人所不可或缺的。赵先生可能没有接触过沙漠部落，想当然地以为内衣更重要，也没有查一下《圣经》，一时疏忽。但这并不说明什么，这样的疏忽谁都难免，别人不可以据此嘲笑他的。我总感觉，我们的文化里缺乏一种东西，即对人的尊重、友爱、理解和宽容。这种缺失几乎随处可见，天天可见，好像人人袖子里都准备着一根刺儿，随时准备戳别人的心，自己的心也随时可能被别人戳，结果是人人的心都伤痕累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让人觉得荆棘丛生，需要一身盔甲，或者如一个日本人说的培养“钝感力”，也就是把一颗敏感娇嫩的心炼得皮糙肉厚，不怕戳。我在穷国和富国都生活过，发现哪里都有品德欠佳的人，但没有发现有这种将刺伤人的心当作寻常小事的风气。也许，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吧？有教养的文化人应该率先行动起来，改变这种风气，讨论问题时心平气和一些，是什么事，就说什么事，夹枪带棒，讽刺挖苦等等不是一种好文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