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与达赖原定于2008年10月下旬举行新一轮对话进行前，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发表讲话，宣称对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判“失去信心”。这无疑是一副脆弱搞笑的威胁腔调。

　　半个世纪前，达赖率众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曾一度在回不回国的问题上摇摆不定时，周恩来总理对他进行了3次苦口婆心的劝说，却从没失去信心，更没失去耐心。

　　出发前，他犹豫不决

　　过了乃堆拉山口，他感觉自己彻底成了一根墙头草，被喜马拉雅以西的复杂气流搞得摇摆不定，甚至晕头转向。

　　对于这次行程，从接到锡金王子转达的印度政府邀请那一刻起，他本人就犹豫不决。佛祖升天2500年，作为信徒和藏传佛教精神领袖之一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他没有任何理由不亲往参加印度举行的这次盛大纪念活动。赶赴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陈毅副总理也带来了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达赖喇嘛是西藏一位宗教领袖，也是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他的行动是自由的，可以让他明年去印度。”与此同时，中央向西藏工委作出这样的明确指示：对达赖、班禅不派任何人陪同，听其来去自由，出国后的一切活动由他们自己掌握处理。

　　既然达赖能完全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动，他又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再三犹疑不决？很显然，让他举棋不定的原因不在东方，而在西方。那些长期活跃在印度，尤其是噶伦堡的“藏独”分子，早已将目光锁定在达赖这面西藏政教领袖的旗帜上，他这次到印度对他们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1956年11月6日，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从北京带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央建议对达赖赴印度全由其自行决定，自由来去，并劝告他坐飞机、不要经过噶伦堡，以确保安全。达赖对此不置可否。

　　11月17日，中央电示：达赖、班禅和他们的主要官员在国境内的旅程，要尽一切力量做好沿途各项工作，保证他们的安全。外交部同时指示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注意印度接待礼遇，对达赖、班禅不应有高低的区别，以免引起西藏赴印人员内部失和。

　　对如此周到细致的安排，达赖似乎不怎么领情。11月20日，他率噶伦索康·旺清格勒、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措饶杰等52名僧俗官员和40多名仆从乘汽车从拉萨启程，到日喀则与班禅会合后，于22日经亚东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