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博渊

昨晚北京电视台强档推出电视连续剧《锣鼓巷》，片中两位被称作小姐的姑娘在秋千架上谈话，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的女红”如何如何，将“红”字读作红彤彤的红。做编辑的人都患洁癖，我的头皮立刻一紧，为这位大家闺秀脸红。在这里，“红”字是应该读作“工”的，实际上也可以写作“工”。女红者，女工是也。它是什么东东？举个例子吧，史湘云给贾宝玉做鞋就叫做女红，她做好的鞋也叫女红。《锣鼓巷》的演员下足了功夫，扭扭捏捏地走路，斯斯文文地说话，一心想塑造一个大户人家有教养的小姐形象，却被一声“女红”给毁了，可惜可惜。年轻演员文字功夫差，有情可原，你导演是干什么吃的呀？你连中国文字的基本功都不具备，就敢做导演呀？

想到这里，我立马打住。因为，我自己也常常出这类洋相，没有资格笑别人。就在前不久，也是看电视，有一个人物，姓覃，主持人读作qin ，我大惑，一翻《现代汉语词典》——我只有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我这样的水平有这个就够了，用不着《辞海》《辞源》什么的——，只见那上面赫然写着，覃有两种读法，一为tan ，一为qin，都作姓用。天哪，我们宝贝的汉语汉字简直是处处陷阱，防不胜防啊！还有更让人头痛的。宋朝有一个奸臣，名叫万俟卨，这三个字读作mo qi xie！我前前后后查过三四次字典，都是过不了多久就忘了，忘了查，查了忘。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用发音相同的汉字注它，管他叫“摸其蟹”。诸如此类的现象在汉语里不胜枚举，而在我所知道的外语中则绝对不可想象，我有时候简直觉得汉字是在那里故意和人过不去。

常常见到有人使劲地挖苦嘲笑别人读错了字，或者写错了字。我劝他们悠着点儿，因为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会被人挖苦。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事实，我们的汉语汉字太复杂，几乎没有人能避免读错或写错。最近读一本书，是一个美国学者对梁漱溟的访谈，在访谈中，时年八十又七的梁漱溟老先生说，他小时候没有读四书五经，后来也没有在古文字上下功夫，所以儒家经典中有些生字他到现在还读不出来。这个美国学者专门研究梁漱溟，出版了梁的传记，书名是《最后的儒家》。最后的儒家公开承认，儒家经典中有些生字他现在还读不出来。这才是大家风范，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我们还应该痛苦地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心爱的汉字的确落后于拼音文字。世界上文字千千万万，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拼音文字。现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古代居民，身处两河流域文明和尼罗河流域文明中间，享受着两大伟大文明的辐射，文明程度相当高。他们利用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文字，加以改革，发明了拼音文字，从此风靡几乎整个欧亚大陆和北非，近代以来又风靡全世界。我们的汉字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立发明和发展起来的，走了另一条道路，是方块字，一个字一种读法，必须死记。不仅如此，读音还没有牢靠的规律，“秀才不识字念半边”常常出错，何况还有一字多音，一字多形等种种烦难。因此，中国的小学生掌握文字要比用拼音文字的孩子多用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可以做多少事情啊，人一辈子又有多少个两年？好容易成年了，有了职业了，还会时不时地读错字，出乖露丑，丢人现眼，你说烦人不烦人？

说明什么？说明汉字需要改革。如果当年没有进行文字改革，今天的小学生们读书还要困难许多倍。这一点，非过来之人不能有深切的体会。当然，必须慢慢来，一步一步来，以避免大的震动和不便。可以做些必要的微调，比如“女红”的红字，就应该取消，一律改为“女工”，免得演员和导演出洋相。总之，对于汉语汉字，要持开放的心态。当年参与汉字改革的周光有老先生今年１０５岁了，他说，有人主张汉字向港台看齐，他说这不对，港台的汉字是没有进步，我们进步了，为什么要倒退呢？他认为，汉字的最终前途是拼音化，不过要用许多年的时间。１０５岁的老先生，思想如此解放，实在让人佩服。而我们看到，好些人年纪轻轻，却将汉语汉字看作战国古墓中出土的青铜器，谁要是碰坏了那上面的一块铜锈，他就会痛苦得大喊大叫。可见，思想解放还是保守，不在于年龄，而在于思想方法和思维能力，其中也不能排除观察问题的角度出了偏差。

汉字和传统文化一样，存在着一个“是用的还是玩的”的问题，如果将它玩的功能扩大化，盖过了用的功能，本末倒置，就会产生古怪的念头。

文字的基本功能无疑是记录、传播和交流思想，是一种工具。但同时，它又是一种艺术表现的手段，是一种玩意儿，就是书法。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西人也写写美术字之类的，但不能望中国人之向背。我们中国人有水平，什么东西都能玩出彩儿来，而不管什么样的东西，只要玩出了水平，就是艺术。琴棋书画都是艺术。书法好的人，被称作书法家。特别好的，被称作书圣，如王羲之，那是万人敬仰，千人膜拜。他带着酒劲草草写下的一幅字，被人颂扬了一千多年，看来还要颂扬下去。而它留传下来的并非真迹，人们颂扬的只是一件仿制品而已，它的真迹已经被书圣的超级粉丝唐太宗带到坟墓里去了。现在反对汉字简化和改革的人，一条重要理由是可能从此没有书法艺术了。可是，我们再来看看，书圣的《兰亭集序》里，有好多字按当时标准是地地道道的简体。古人，包括书圣在内，并没有忘记，文字作为一件工具，越简单、越便于操作就越好这样一个基本规律。

一切工具的基本规律，一要便于操作，二要效率高。工业革命，说到底不过是生产工具的革命。在现代，无论是电器还是武器，都在走傻瓜化的路子。傻瓜化就是操作简单化加高效率。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复杂化，喜欢不好用又效率低的工具。也有例外，清末民初的辜鸿铭就是一个。这人天分高，古文极好，他认为中国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好的，包括语言文字，三教九流，四书五经，甚至小辫子、长袍马褂，还有三妻四妾。他通晓欧洲好几种语言。传说，有一天他在地铁里读《泰晤士报》，把报纸倒过来读。有两个英国青年看见了，这么一个拖着辫子，穿者马褂的中国人这样读报，就窃窃私语，加以嘲笑。辜鸿铭听到了，用纯正的伦敦腔说：你们的英文太简单，我只有倒过来读才有点意思。他天分高，觉得只有复杂的汉字才对他的胃口，而英文太简单，像白开水一样，没有味，是对他的智商的蔑视，所以出此怪招。可是，辜鸿铭没有代表性。今天反对汉字简化的人，根本没有他这样的天分，无非是一边念白字、写别字，一边赞叹汉字的优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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