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桂芳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8日下午就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加大国民收 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提高劳动收入课题。2009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将“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之中，并指出要“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新的一年要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其间，《人民日报》曾刊文特别关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探索破解老百姓“干得多挣得少”的困局，《瞭望》也刊载文章指出，收入分配调整策略应关注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劳动收入，成为2009年政府与民间的热词之一。

有恒产者有恒心。过去我们常拿中美老太太的消费观说事，认为国人节俭习惯是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清晰化、促内需调结构政策的精细化，我们越来越发现消费引擎动力不足的根源不在于观念，而在于袋子里的可支配性收入。高速的GDP，高额的外储，与相对低迷的内需，启示我们初次分配的平衡性尚需重新估量。

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最近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中所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历经“打破绝对平等——相对平均——相对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的深刻变迁过程。目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是在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共同作用下促成的。一方面，这种差距在于市场规律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在于转型发展中行政调控能力的或然失误。换言之，尽管据世界银行2008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贫富差距程度）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制度的价值预设，也完全可以通过初次分配中的财税政策加以校准。

如何进行校准？理论和实践都指向同一条主要路径：提高劳动收入，尤其是提高中低劳动者的劳动性收入。一方面，劳动收入被历史性低估，需要理性归位。这些年，财产性收入跑得飞快，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另一方面，对大多中国普通劳动者而言，尤其是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只有劳动才能增益个人财产，没有劳动收入的增长，财产性收入就是空中楼阁，其生存发展权益的实现也会面临货币化的困难。

就业乃民生之本。如果就业不能获得合理的报酬，不能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解决柴米油盐的生活问题，那么，民生保障就会被降级。从宏观经济层面而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离不开强劲的内需，而内需必然建立在社会合理薪酬体系基础上。此外，金融资本市场突飞猛进，不少实业家已经迷上了财产性收入的“投机之魅”，也感受到了赚“快钱”与做实业的巨大差别，导致不少实业家希冀找出一条依赖短线操作或股权投资迅速暴富的“捷径”来。股市上的狂热、楼市上的疯癫、巨量民间游资迟迟找不到出口，背后都隐喻着同一个问题。

实业才能兴国，恒产方能支撑起橄榄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其实也是理顺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只有构建和谐公平的需求与分配结构，在保民生、调结构的进程中，提振内部市场信心，才能让大家都有盼头，让劳动不仅光荣，而且能踏踏实实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