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整编,原3军团干部与1军团干部之间产生矛盾

　　整编的命令颁布以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派了一部分干部到3军团工作。上任以后,原红1军团干部根据自己的判断,向中革军委报告要求在原3军团所属部队中整顿纪律,中革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但是,却引起了原红3军团官兵的极大反感。王平回忆说:“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第二纵队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苦不堪言。”他的这一说法在彭德怀、黄克诚、张爱萍等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

　　都是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两支部队已经在红一方面军的大旗下共同战斗了5年,为什么红一军团的干部会对红3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而要求对他们进行纪律整顿呢?后来位列开国大将的黄克诚和位列上将的王平认为可能有3个原因:

　　一是红3军团当时确实比较窘迫。据王平回忆:红3军团在过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长,结果没有获得其他部队那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过草地时担任后卫,困难就更多一些。所以到哈达铺的时候分外狼狈,人人衣衫褴褛,除了枪支弹药外,就背着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喝水的缸子,像叫花子一样。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接着又长途时军,掉队人员增多,部队情绪不是很高。

　　二是红1军团干部不习惯红3军团的作风。据黄克诚回忆:那时在红军出了草地之后,中央派红1军团的几位领导干部到红3军团工作。红3军团在彭德怀同志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领导的伙食和士兵一样,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而从红1军团过来的领导干部却有时自顾改善伙食,让红3军团的人看不惯。

　　第三个原因是原红1军团的干部对原红3军团干部的不尊重。王平上将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在哈达铺整编以后,从原红1军团调到第2纵队的团干部在各大队担任副职或政治处主任、总支书记等。这样安排是有用意的,是准备将来接替红3军团那些需要“重新武装头脑”的干部的。11大队政治处主任(据笔者考证,当时11大队没有编政治处主任,只有党总支书记),就是从1军团来的,大队的许多事情,他不向王平报告就直接向纵队汇报,有时还拿纵队的指示来压王平。他抓整顿纪律很积极,连长阮亭的连里有两个战士开了小差,他就提出应该开大会批斗阮亭,王平不同意,他就直接向纵队领导汇报。纵队领导打电话找王平,王平很生气,在电话中讲:“是政委领导主任,还是主任领导政委?要么把我调走,要么让他当政委,我当主任,我服从他的领导,像现在这样,这个政委我当不了。”纵队司令员彭雪枫知道后对王平说:“你们还是开个会,把开小差的问题讲讲。”谁知在会上意见分歧,连长阮亭反倒被抓了起来。

　　在战争年代,部队中发生的上述情况,本来是属于教育问题,有些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从红1军团来的干部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政治保卫机关甚至提出来要在红3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

　　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等“左”的意见一提出来,遭到了红3军团干部的强烈反对,黄克诚说:“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同志脱离群众,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个别同志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是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处死的办法来对待。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十分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

　　彭德怀听到这些问题后非常气愤。特别当听到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说原来红3军团的干部是“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时,大声说:“讲这些话的人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红3军团的问题引起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注意,中革军委派罗迈(即李维汉)来审查干部。罗迈了解情况以后,在一次行军时对11大队政委王平说:“反映的情况不太对头。”他给原红3军团的干部逐一作了结论,认为3军团的干部年青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算是给了红3军团官兵一个历史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