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缓解电力供应紧张局面，日前，湖北省武汉市首先对高耗能企业采取限(停)电措施，对一般工业用户利用负控装置系统，关闭城市景观灯，启动武汉城区部分工业企业分行业有计划轮休让电等措施。

　　（1月10日《武汉晚报》）

　基于全国性电煤告急局面的迅猛扩张，电荒现象的日益蔓延，武汉市主动采取关闭城市景观灯的公共政策，不仅能保障城市居民用电，舒缓用电负荷和压力，而且这种节能思路也符合低碳生活新理念。

　无独有偶，山西太原市也在用电高峰期关闭了所有的城市光亮工程、大型灯箱、广告灯饰，并适当减少路灯照明。据电力部门测算，仅关闭城市景观灯一项，整个太原市每天可节约用电十分之一。

　尽管武汉、太原两地关闭城市景观灯的做法，得到舆论、专家学者以及网友们的满堂喝彩，但笔者担心和忧虑的是，关闭城市景观灯很可能是应景式“文章”，等电荒一过，城市的景观灯会照旧亮起来。笔者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事实依据的。

　远的不说，只讲发生在2008年初的全国性冰冻灾害时，那时也与现在的境况大致相似，电煤告急，拉闸限电，成了全国的“主旋律”。当时的武汉市也是率先站出来，关闭了城市里的景观灯，并限制生产用电，力保居民用电，来应对灾情。（见2008年1月26日《湖北日报》）随之，上海、广东等地，也站出纷纷响应，关闭了城市的景观灯。可是，等全国性电荒一缓解，城市的景观灯仍旧“亮晶晶”，回归到原形。

　显然，从每逢电荒时才想起关闭城市的景观灯，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把节约能源当成了一道应景“片汤”，根本没把发展低碳经济“入脑入心”。换句话，对于节约能源，应对电荒，还停留在“临时抱佛脚”的水准，并未将节能降耗形成一种制度安排。

　正是没有制度刚性约束，全国范围内的城市景观灯，才“亮”并浪费着。北京城市景观照明一年就“浪费”一个秦山核电站；上海的灯光工程全部开启后，耗电量将达到20万千瓦/时，相当于三峡电厂目前对上海的供电总量；甚至连省级贫困县江苏省的灌云县，也提出了“打造世界一流亮化工程”的响亮口号，耗资上千万元对全县200多个政府部门、单位的300余幢楼体进行整体亮化。

　而在发达国家，城市景观亮化理念被断然抛弃，夜晚的人工白昼，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光污染，大多数国家相继出台了治理城市过度亮化的公共政策。譬如，德国的公共场所，城市大型景观照明设施点亮夜空的现象很少见；还有，闻名世界的法兰克福的摩天大楼只有少许的泛光照明；此外，日本银座是世界有名的商业街，但它与我国许多城市的“亮化工程”相比，也逊色不少。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能源供应紧张的局面与矛盾，不会缓解，只能加剧。因此，笔者觉得，国家很有必要对城市的景观灯，做出全盘性的制度性安排。尤其是对城市里的景观灯、霓虹灯、广告灯等，要尽快出台刚性的约束措施。比如，凡遇到国家重大节日时，国庆、春节等全民庆典时，城市的景观灯，才允许打开；与此同时，要严格管理城市“亮化工程”建设，把投资城市“亮化工程”节省下的钱，用在刀刃上，用在民生工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