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1937年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高级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法庭尊重历史事实，认定他们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以“企图拖枪逃跑未遂”罪，分别判处许世友等人6个月至1年半的徒刑：其中许世友1年半，刘世模1年，洪学智和朱德崇、詹道奎各8个月，王建安6个月，并发给他们每人一张纸条，算是通知。

　　毛泽东为他们平反，让他们去前线工作，许世友、洪学智等人选择继续留在抗大“半工半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抵抗，迅速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抗日战争。这一消息，许世友、洪学智等人是在抗大被隔离中听到传达的。作为红军老战士，此时此刻，真是热血沸腾，他们都迫切盼望到前线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可是，当时他们还监禁当中。不过，他们平反的日子也快到了。

　　据洪学智回忆：

　　9月的一天，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考虑到许世友、洪学智等人被监禁的土窑洞防空能力不强，不安全，上级派人把他们转移到自己曾住过的石头窑洞里去，理由是那里空着没有人住，防空比较安全。

　　第二天下午5点钟左右，许世友、洪学智等人从窑洞出来活动时，看见毛泽东正向他们这边走来，身边只跟了一个秘书，远处还有四五个同志，离得较远，看不清楚是谁。

　　毛泽东大步走过来，一见面就问：“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许世友等人一个个作了自我介绍，毛泽东点头注视着他们。当时在场的有红四方面军4军的军师级干部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詹道奎和朱德崇等人。然后，毛泽东接着问他们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身体很好。毛泽东又问生活怎么样，他们说生活比在抗大学习时好，天天都吃大米饭，还有白菜哩。

　　寒暄过后，毛泽东转入正题，问道：“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许世友等人都没有作声。毛泽东知道他们心里还有顾虑，就接着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过去他们讲的那些话，不代表中央，只代表他们个人。”许世友等人还是没有说话。

　　见此情景，毛泽东停了一会儿，继续问他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学了些什么？”

　　他们才回答说：“教员来讲了两次课，解答我们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平时还看点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然后又把前面讲过的“他们讲的话，不代表中央，只代表他们个人”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这一次，许世友、洪学智等人听明白了，也相信了毛泽东所说的话，大家都很感动。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想出去工作吗？”见他们没吱声，毛泽东接着讲：“你们想出去工作，马上就可以在边区分配工作。”

　　洪学智听后立即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继续学习，过去战争年代，对马列主义理论学得太少，很需要学习，提高理论水平。”他讲完以后，其他人也提出要学习。

　　毛泽东问：“你们还有要工作的吗？有，可以出去工作，不一定一起走，可以陆续分配。”他们都说没有，现在需要学习，要补理论这一课。

　　毛泽东说：“要学习，这一期不行了，马上要毕业了。你们要学习，就得得到下一期了。”他们都说下一期也可以，就这样，毛泽东当场拍板，让他们等到下一期（即抗大三期）继续参加学习。

　　毛泽东讲了这些话以后就走了。其实，毛泽东来看望他们，征求意见，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已了解到真实情况，是来给他们平反的。毛泽东走后不久，他们全部被释放了。用李先念的话说：“这实际上是为他们平了反。”

　　重获自由以后，许世友、洪学智等人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活，他们不仅是抗大第三期的学员，也是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就是当时没有兼职的，毕业后也立即分配了工作：许世友担任抗大校务部副部长；洪学智担任抗大1支队支队长、第4大队副大队长；詹才芳担任抗大二分校先遣大队大队长；王建安在第三期毕业后担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吴世安担任抗大四期1大队1支队副队长；詹道奎在第三期毕业后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第10大队政治处主任……

　　洪学智不想重新入党；

　　军政委李先念被任命为营长；

　　毛泽东派谭政紧急调查，发现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只当了总务科长

　　应该说，获得平反后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是开心的。据李先念回忆说：“许世友在抗大，每次多领几盒烟，一到星期天就请我去，给我抽，或是到街上吃一顿。”然而，人们思想的转变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虽然毛泽东给他们平了反，但红四方面军的将士的发展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据洪学智回忆：1938年6月，学员队支部要开除红四方面军一些将领的党籍，但是上边没批准。之后，大队长要他们填表，但不让填原来的介绍人，只能填新的介绍人。洪学智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重新入党？”大队长也没敢说明。洪学智说：“要重新入党，我不入了！我不够共产党员资格，就做一个群众，但我跟共产党走，还革命。”另外，他还个写了个东西，说明为什么不填这个表，并说将来盖棺论定吧！以后，过了近一个月，来了一个人，才对他讲：“你还是填原来的介绍人吧！”

　　不久，李先念也碰到了与洪学智处境类似的情况，虽然他在批判“国焘路线”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冲击，但是重新分配工作时却遇到了麻烦。据《李先念传》记载：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延安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从军政委降到营长，而当时一般都是军级干部至少担任团级干部，而这种连降6级的方式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因此，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然而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道：“听说要你到129师去当个营长，有这个事吗？”李先念作了肯定回答。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了。”又问：“高敬亭这个人你认识吗？”李先念说：“不仅认识，还很熟。”毛泽东说：“这样吧，你到他那里去当参谋长怎么样？”李先念表示听从主席的安排。这样，就决定了李先念去新四军第4支队当参谋长。毛泽东没有同意总政治部的分配意见，而让李先念去新四军4支队当参谋长，显然是对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产生的负面影响的一种纠正。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就曾联系这段历史，批评林彪把持抗大，搞宗派主义，整四方面军的同志整得过分，造成歧视四方面军干部的后果。他说：“在延安反的张国焘路线，的确是路线错误，毫无疑义，但是批评的方式还是老方式，总是检讨不彻底，一次不彻底两次，两次不彻底三次，四次、五次，总是没有彻底之日，搞得这些人受不了。一方面军搞得不对，抗大整得过分了。后来，王树声从华北过来，也是一肚子气。我叫谭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一、四方面军的职务，调查结果，四方面军的同志统统当总务科长，就是没有做政治工作的，说他们文化低，就是不信任他们。听了这些之后，在党校，三个方面军的同志都有，还有地方干部子女，我讲了话，他们说我讲的公道。我说三个方面军都是一尺，不是一方面军是一尺，四方面军是九寸，四方面军就抬不起头，只有九寸，矮一寸。第二是光荣历史。因为张国焘犯了路线错误，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不是就抛掉了？没有，抛不掉的。跟一、二方面军有一样的光荣历史。”他还说，“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光荣，多一寸矮一寸，用人行政不一视同仁，就有所差别。总之，对四方面军歧视。”

　　毛泽东的这些话，有的放矢，说出了包括李先念、许世友、洪学智等人在内的许多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心里话，给红四方面军干部告状事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