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模开枪自杀；

　　许世友要上山打游击；

　　王建安关键时刻突然醒悟；

　　毛泽东下令将他们捆起来再说

　　在清算“国焘路线”的过程中，虽然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但也犯了李先念所说的“波及面过宽，使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对红四方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缺乏积极的、中肯的评价”等方面的错误。这些错误虽然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表现，但集中地就在延安，就在抗日军政大学，就在一方面军一些人的头脑之中。

　　虽然在援西军开展的清算斗争中，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没有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在去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揭批张国焘大会”的路上，援西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却受到了莫大的委屈。

　　据建国后任工程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胡奇才（时任红四方面军4军12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传记记载：这种欢乐的气氛只持续到共和镇，便被平地刮起的一股狂风给吹飞了，扑灭了。刚刚愈合的伤口又被一把撕开。原因是在共和镇会议上，一方面军有少数将领，情绪过左，言词激烈，在骂张国焘的时候把四方面军老老少少都捎上了。4军的、31军的都被骂晕了，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们多冤哪！胡奇才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尚未发作，忽然被陈再道（时任红四方面军4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给瞪了一眼，便把他瞪住了。会后吃饭，陈再道拂袖而去。胡奇才跟着军长出来，怒气冲冲：“不说话不行的，他们这样待我们不公平，你不让我说我不说，可你得出来说话，我们不能受这个气，我们冤枉啊……”5月1日，他们到达延安，3日，延安高级干部揭批张国焘大会进入高潮。陈再道、胡奇才等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一到会场，都被贴上了“张国焘的人”的标签。随着冷言冷语杂七杂八地在各个讨论会场出现，特别是有些话说得非常难听，胡奇才等人开始大叫大嚷，拼命地为自己争辩……

　　然而，胡奇才等人不知道的是，当他们在甘肃镇原迎接西路军归来的将士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在抗大学习的干部已经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洗礼”，有人开枪自杀，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人更是被抓了起来。

　　据开国上将洪学智回忆：

　　抗大“三条”出来以后，立即引起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抗议。其中，最激烈的就是刘世模。他原来是红4军的副军长，当时与许世友等人一道，正在2队学习。刘世模早年参加武装暴动，枪林弹雨，身先士卒，勇敢作战，多次负伤。自己被说成是“军阀”、“土匪”，他左思右想想不通，晚上睡不着，就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结果打偏了没死，成了重伤，被秘密送往医院救治。在那里，刘世模遇到了前几天因吐血而住院的许世友。

　　许世友（时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为什么会吐血呢？据许世友的参谋处长金冶回忆：抗大开始批判“国焘路线”后，许世友看不惯一些人在批判张国焘时又批判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尽讲一些不利于团结的难听话的现象，挺身而出说：“……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这一胆大包天的言论一出来，立即引起了围攻。一个学员站起来反驳许世友说：“噢，还有第二个张国焘。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辩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 许世友见自己说个实话就被扣上了大帽子，忍不住骂娘道：“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这一骂，惹出了乱子。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干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批斗张国焘的会于是转成批许世友了。有人认为，不制服许世友，就批不倒张国焘；许世友是张国焘在抗大的代言人。一时，“打倒许世友”、“打倒张国焘”的口号声铺天盖地地袭向许世友，气得他心血潮涌，暴跳如雷，指着那位年轻学员怒吼道：“呸！你小子胆敢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闹革命的时候，你还在你娘的肚子里！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土匪……”许世友突然说不下去了，只觉得天地旋转，他双手捂住郁闷的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

　　许世友住院期间，抗大的批斗会一天比一天开得频繁，一天比一天斗争得厉害，趋向白热化，大有你死我活之势，一潭清水给搅浑了。此次见到刘世模开枪自杀，许世友更是气愤难平。于是，他的一个举动，把批判活动推向了高潮。

　　据金冶回忆：

　　听说许世友住院了，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都纷纷来到延安北门外的医院去看他，而且还带来了传说要枪决周纯全（时任红四方面军31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何畏（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委，后来离开延安，去向不明）、张国焘的消息。许世友听后吃了一惊，他想：自己也是张国焘手下的军级干部，不可能没有事；若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枪决了，死得也太冤枉了。老子为穷人打天下南征北战，还挂了彩受了伤，没有功还有罪，这是哪门子的理？我们在这里干，还会有什么出路？许世友思前想后，苦闷到了极点。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在病床上想了三天，终于想到了正在四川率领 1000多人打游击的老部下刘子才。与其在这里等待枪决，还不如到那里闹革命去。因此，当老战友詹才芳（时任红四方面军31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王建安（时任红四方面军4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吴世安（时任红四方面军4军12师代师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泪流满面地来看望他时，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就知道哭，眼泪顶屁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去哪里？”许世友说：“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曾和许世友共事多年的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示赞成。经过秘密串联，愿走者越来越多。到第三天时，延安有2个营职干部、20多个团职干部、6个师职干部、5个军职干部愿意走。当时，许世友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嫌他们吃不得苦，都要骑马。许世友计划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达陕西汉中会会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做的，路线图也是许世友画的，还有写给毛泽东的信，都在许世友身上，准备4月3日夜10时出发。

　　不料，王建安在当天的上午，变得惶惶不安。他觉得，许世友的行为太过火了，中央说张国焘的问题仍然是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何必要用暴力？这非常危险，这样做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也不能自保。王建安思前想后，决定不跟许世友走。在上午10点钟左右，王建安对许世友扯了一个谎：“许军长，你们走吧，我突然感到身上不舒服，有病，怕是走不了了。”许世友一听王建安打退堂鼓，顿时就急眼了：“娘的，临阵脱逃，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否则，我就采取强制措施，你别说我许世友对不起朋友！”王建安经过仔细思考，不得已悄悄地找到队里的党支部书记谢富治，报告红四方面军将领要出走的事情。

　　此事谁也不敢怠慢，迅即被一级级报告给抗大校长林彪。林彪想了一下，对来报告的人指示说：“你们立即返校，要不动声色，掌握新的情况，并做好防备。等我向毛主席报告后，就回校处理。”毛泽东听完林彪的报告，像救火一般把一根烟吸完，对林彪说：“一是注意保密；二是把人先抓起来再说；三是防止其他人再出类似问题。”林彪立即返回学校，召集抗大负责人和学员队的领导刘亚楼、傅钟、莫文骅、邓富连及边区保卫处的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3条指示。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迅速布置人员，把学员队的教室和宿舍包围了起来。各队把参与密谋的人一一点名叫了出来，由保卫人员用粗麻绳捆起来押走。这天，共捆绑了30多人，包括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詹道奎（时任红四方面军师长，1941年牺牲）、周纯全、何畏等十几位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

　　王建安在最后关头的突然醒悟，挽救了许世友等人的政治前途，但却在两个曾经生死与共的搭档（许任红4军军长时，王任该军政委）心中留下了一道隔阂。据吴东峰在《开国将军轶事》（续集）中记载：“王建安将军与许世友同为红四方面军将领，为生死之交。然于延安抗大时曾与许世友有过瓜葛。”指的就是这件事。以至于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中央任命许世友为山东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为副司令员时，有人提出：“两雄难并立。”毛泽东却说：“孤掌难鸣。就这么定了！”结果，许、王二人于济南战役中不计前嫌，密切配合，共同指挥济南战役，取得胜利。当然，这是后话。

　　毛泽东说当时找他告状的人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这是不准确的，他忘记了自己曾经的部下——罗炳辉（1946年病逝）也在告状的行列。罗炳辉原来是红一方面军第8军团长，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被编入左纵队，随朱德、张国焘一起行动，后任红32军军长。因为有这个经历，在清算“国焘路线”时就被人骂投降、变节，跟张国焘跑，听张国焘的话，成了张国焘的人……这次他是和胡奇才等人一起来到延安参加批判张国焘错误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当见到自己昔日的战友不理解自己的时候，罗炳辉特别苦闷，他经常拉着胡奇才喝闷酒。据《传奇将军胡奇才》记载，有一次，俩人在喝酒时，罗炳辉对胡奇才说：“整！整来整去，把我老婆也整掉了……跟人跑了……张国焘算什么……可他是中央调来的……中央任命的……叫我当他下级，我能不听指挥吗……我检讨了，他们还是整……”罗喘了一口气，忽然把酒杯一摔：“我不服，我要找毛主席告状！”胡奇才也捶着桌子：“罗军长，我和你一起去……”

　　许世友大骂中央领导求速死；董必武挨个询问；朱德亲自做工作；徐向前认为是个错案；邓小平公道；毛泽东承认“张国焘学问大”

　　对于被秘密逮捕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抗大做到了“两个特别”：一是看守得特别严，二是吃得特别好。据洪学智回忆：开始第一个星期，他们都被看得很紧，干什么都要报告，到厕所解小便还有警卫跟着。当时，虽然没有给洪学智等人戴脚镣子，但是却给许世友戴了，因为说他会武术，危险性大，一个礼拜后才给他卸了。不久，上面让把詹才芳放了，因为他是31军的，还放了其他一些人，被关的几个军级干部都是红4军的。许世友、洪学智等人虽然被关起来，但对他们生活照顾得却很好。原来他们在抗大，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这一天才能吃到大米，其他时间只能吃小米和土豆。被关起来以后，不但天天可以吃到大米饭，而且一个礼拜还能吃两次肉。抗大还安排教员单独给他们这些干部上课，大约给他们上了两次课，解答过一次问题。

　　但是对于这些，许世友可不买账。他想：自己策划了出走，现在又被发现给抓起来了，看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迟早要被处决。于是，为了求早点得到解脱，许世友便在开始的那段时期，指名道姓地大骂了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他认为这样骂了，就能求得速死。可是，骂了一段时间，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他既没有被处决，也没有人来找他麻烦，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如既往地过着囚禁生活……

　　对于如何处理红四方面军这些高级将领，这也是让毛泽东十分头疼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毛泽东的心情也颇不宁静。在延安窑洞里，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嘴唇都吸麻木了，手指也被烟雾熏黄了一片。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为了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中央成立了一个高级军事法庭，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任庭长，抗大政治部主任傅钟任检察长。负责审理四方面军被捕干部的董必武，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审讯进行了一段时间，他通过和许世友、洪学智等红四方面军被捕者一个个亲自谈话，一些大的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了。结果证明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人，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大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审讯期间，有人主张，许世友“大骂党中央”，态度如此恶劣，应该枪毙，免得为党留下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枪毙了一个许世友还会不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将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人跑出来煽风点火，企图把事情闹大，唯恐天下不乱……董必武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都报告给了毛泽东，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董必武对案件进行审查的过程中，曾经和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动的朱德总司令也关注着案情的发展。当时，抗大传得沸沸扬扬的，说许世友、洪学智等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组织逃跑。朱德听说这事以后，就和张国焘一道，把洪学智叫去，问他有没有给前方部队写信。洪学智解释说：“我从来没给部队写过信，也没给任何人写过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洪学智回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从保安到延安的第3天，他们的警卫人员就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教导队，调走了，离抗大所在地三四十里路，他们走后从来没有回来过。那么远，也不通电话，谁来组织？马夫也都集中到运输队走了，在延安城外驮运粮食，根本不可能有谁来组织他们逃跑。朱德也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除了董必武以外，向毛泽东说这是一场错案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徐向前。徐向前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被刘伯承的援西军接到以后，因为生病的原因，直到1937年5月才抵达延安。毛泽东见到徐向前回来了，就让他去做做老部下的思想工作，于是徐向前就去了一趟。眼见着许世友、洪学智等人被关在窑洞里，特别是许世友、洪学智纷纷倒起了苦水，徐向前心里很不是滋味。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徐向前认为这是一个错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这时，抗大警卫连正在清算“国焘路线”，有几名战士围绕“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觉悟不高的极端表现，遂对那些认为“张国焘学问大”的战士进行了批判。此事传到毛泽东的耳中，立即引起了他的警觉。他诙谐地说：“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呀！张国焘在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却连战士都批了。”

　　在红一方面军大肆批判红四方面军的时候，也有人出来说了句公道话，这个人就是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在去延安参加批判张国焘大会的路上，他们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在共和镇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后者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正当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感到特别委屈的时候，据《传奇将军胡奇才》记载：一个小个子从会场上站出来了，那人30岁左右，精明强干，表情温和，一双眼睛很亮，看人时光棱棱的，仿佛能透视对方的五脏六腑。小个子等会场安静下来，便开始说话，他先是总结了会议情况，表扬了好的方面，然后话题一转，单刀直入：“一方面军有些同志发言不好，不要那么提嘛！不要把反张国焘的斗争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拉到一起嘛！这样批不合适，不对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是拥护中央的，是积极批判张国焘的，是值得依赖的同志……”没有掌声，然而却有人哽咽，抽泣，眼圈发红。小个子硬邦邦的四川话深入人心啊！胡奇才把眼睛转向陈再道。仿佛在问：“这是谁？”“邓主任。”陈再道依旧脸色铁青，但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一方面军政治部的邓主任。”胡奇才就此认识并记住了邓小平，他一辈子都认定这个人公道。

　　正是基于上面这一系列的事情，毛泽东立即着手纠正反对“国焘路线”中的扩大化问题，他专门强调：“决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批战士。”同时，他否决了有人提出的要枪毙许世友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