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事件后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告状"事件

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路上谈到了一段公案，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段公案无论是在红四方面军军史，还是在红四方面军干部的传记或回忆录中，都跳过这一段，直接写到抗日战争，仿佛不曾发生过一样。这段公案是怎么产生的呢？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对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为您揭开这团历史迷雾。

　　西路军的惨败，点燃了清算“国焘路线”的导火索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举行了会谈。8月3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共同北上。

　　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的张国焘，根本不把1万余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他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里，然后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9月8日，他又致电随右路军北上的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三道电令要求左路军放弃南下，张国焘竟置之不理，还下令右路军中第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10月5日，张国焘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又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公然成立所谓第二“中央”，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的党籍，同时还要通缉叶剑英、杨尚昆等人。

　　对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由于当时形势非常严峻，批判张国焘的斗争尚未全面展开。

　　10月下旬，为了打通与苏联的直接联系，占领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2.1万余人，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3月中旬，终因弹尽粮绝，西路军遭到重大失败。尽管西路军渡河作战是中革军委作出的决定，但当时被认为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一大罪行，从而使得把清算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再次提上了日程。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为了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进行系统的揭发批判，肃清其在全党全军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所面临的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董必武等56人。3月31日，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决定还特别强调：过去第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第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决定号召第四方面军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全党一道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

　　根据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决定进行为期3个月的反“国焘路线”斗争。此次活动以干部为重点，紧密联系历史实际，着重清算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及危害，特别是他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应该说，清算“国焘路线”是一次深刻的党内路线斗争教育。通过这场斗争，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一致表示要坚决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完成新任务而奋斗。

　　但是，这次清算也有缺点。随着批判的温度不断升高，有些人开始把张国焘的问题与红四方面军的官兵扯在一起，使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从而导致了轰动一时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告状事件”。

　　刘伯承说四方面军的同志“需要洗一洗”；

　　陈云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学文化；

　　抗大搞出了“三条”

　　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官兵始终是个重点。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刘伯承率领，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和西路军归来的将士，他们驻扎在甘肃镇原一带，也是红四方面军剩下的主要力量；第二部分由陈云、李先念率领，主要是西路军左路军的生还者组成，400余人，驻扎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一带；第三部分在延安，主要是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学习的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等部的各级干部。由于各部所面临的形势、领导人对政策的理解等方面的不同，红四方面军的这三部分人员在清算中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甘肃镇原方向。在援西军（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决定立即组成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援救。援西军以4军、31军、32军、28军和骑兵团组成，刘伯承为司令员）中，面对开展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红四方面军有些官兵开始时因不了解真相，思想转不过弯来。刘伯承、任弼时等人坚持以教育为主，不开批斗会，不采取简单的处分办法，而是大会小会作报告，与干部个别谈话，反复宣传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区别开来。对于西路军回归的人员，他们指示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审查甄别，作出结论。除个别人之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

　　刘伯承在援西军的做法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认同。据秦基伟(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回忆：他回到援西军驻地时，中央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凡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要参加学习，在招待所里住了近一个礼拜。刘伯承司令员给大家讲话，讲张国焘的错误，讲西路军的失败。刘伯承说：“张国焘是一枚毒药，投到井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喝了这口井的水，需要洗一洗。”刘伯承的本意是说明张国焘的流毒对四方面军的影响，要肃清流毒。但是，秦基伟等人都是在下面做工作的，也搞不清上层路线斗争是怎么回事，一听刘司令员这样说就害怕了，有些人于是胡思乱想，不知会怎么挨整。当天晚上，就跑了两个团干、一个营干。这一时期，秦基伟也不是完全没有思想斗争，也有些思想顾虑。他说：“但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跑的，既然干，就要干到底。没做对不起党的事，我不害怕，就是斗争我没啥，无论如何我不能离开革命队伍。”此后不久，李达和宋任穷找他谈话，详细地了解了他在西路军被俘后的情况，特别是开展狱中支部的情况，宋任穷还做了记录。李达认为他军事素质较好，要调他去司令部当参谋。由于国共合作，正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感到思想落后于形势，有许多新问题都不懂，于是向李达提出了学习的要求，得到批准后他就住进援西军教导团（即后来的八路军129师教导团）学习。

　　进入新疆后，见到了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5月4日，陈云率领全体人员乘车出发，5月7日到达省城迪化。在这里，主要是休息，检查身体，治疗伤病。伙食很好，天天有大米、白面、猪肉、牛羊肉吃。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决定撤销原定左支队去苏联学习的决定，改为就地学习。左支队遂迁到迪化东门外的一座营房里，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西路军左支队的番号取消，编制成立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共有成员420人。“新兵营”实际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基地。学习内容包括文化知识、政治理论、军事技术三门，目的是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为党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骨干。陈云鉴于绝大多数指战员文化程度很低，决定首先以半年的时间进行文化学习。

　　和其他地方抱怨内容不同的是，这边抱怨的是文化学习没用、太难。有些指战员常年驰骋疆场，英勇杀敌，很不习惯屁股坐在板凳上，手握笔杆子，听讲、记笔记、做作业。有的说：“没有文化，照样能打仗！”有的说：“学它干啥，白费脑子！”还有的说：“我们天生是玩锄把子、枪杆子的料，一见笔杆子就头疼！”据周纯麟(时任红30军88师营教导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回忆：“有一天晚上，我对一道算术题做了几次都做不出来，脑子憋得疼，就想跑到老首长那里去叫苦。可是，当我走近李先念同志的寝室时，只见他正在油灯下认真地演算习题，桌子上已经写满了几张草稿纸。我站在他的身后，只见他那样认真地写每一个阿拉伯字母，仔细地演算每一道算式，一遍不对，就做第二遍、第三遍……他是那样专心致志，以至于我站在他身后十多分钟，他都没有发现。我本来是带着满腹牢骚来的，现在亲眼见到李先念政委这样刻苦学习，我心里的怨气一下子全消了……”

　　可能由于陈云接到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余部时，批判张国焘的高潮已经结束，因此当时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不是《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等批判性文件，而是毛泽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近代史》等常规和与抗战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而且，在相关当事人后来的传记和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批判张国焘的事情，更没有因为批判张国焘而受到牵连的记载。可见，迪化方向至少没有进行猛烈的批判张国焘的行动。

　　延安方向。延安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心，也是这场清算“国焘路线”的中心。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指出，“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张国焘的中心”。事实也能证明这一点，在部署批判张国焘的会议尚未结束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于1937年3月25日发出的第一份组织批判“国焘路线”的电报就发给了抗大。电报指出：“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立即开展讨论，彻底揭发，以求党内的统一与团结。”因此，抗大自1937年3月下旬起，就开展了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批判。

　　抗大在清算“国焘路线”时，是怎样对待曾经是张国焘部下的红四方面军官兵的呢？据洪学智（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1955年、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回忆：“在3月间，红军大学政治部召集学校的支部委员，布置在红大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我在1队学习，1队支部谁去参加这个会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向我传达。2队四方面军干部多，支部书记是谢富治（时任红四方面军9军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派了两个委员去开会。听他们说政治部说了3条：一条说四方面军是土匪，二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2队参加会议的两个人回去后，开支部委员会时如实传达，一下子就把政治部布置的内容泄露出来了。2队四方面军的人很多，大家想不通，吵吵起来，吵得很激烈、很凶。由于1队、2队住在一个院子里，虽然不在一个食堂吃饭，但可以听到2队的吵嚷声。我事后听说，2队许多人提出问题：说我们是土匪、军阀，蒋介石就是这样骂我们的。我们打蒋介石，打国民党，有什么错？蒋介石骂我们，因为他们是敌人，你们也这样骂，是什么问题？另外，说四方面军是张国焘收买的，张国焘1931年才从上海到鄂豫皖的，我们这些人早的是1927年、晚的是1930年就参军、参加革命的，那时候是谁收买的？这样说不对嘛！2队吵得很厉害，反映到了红大政治部，要政治部派人解释这个事，但政治部没人来作解释。”

　　为了掌握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罪证”，抗大还专门派人收集他们的资料。据洪学智回忆：本来，他与一个叫符确坚（时任中央财政部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人在一起学习。符原来是红7军的，后来忽然把他调走了。调走时，支部书记对洪学智说“符确坚理论水平低，不适合在1队学习”。符确坚走后，又换了一个人来，有人讲这个人是专门来监视洪学智的。但洪学智不管那一套，一天到晚学习，而且比过去更加勤奋了。教员讲的社会发展史，朱德总司令讲的党的建设等等，他都能背下来。但是，他确实记得符确坚当时曾对自己说过：“老洪，你不要死读书。”1955年，符确坚来北京开人代会，在会上碰到洪学智，很惊喜。洪学智就问他在延安调走后到哪里去了，符确坚说：“我现在在广西工作。现在我可以给你讲真实话，在延安时，我早就知道他们要整你。”洪学智问为什么要整他，符确坚说：“我也不知道呀！在抗大时，政治部要我收集你的材料。我收集不到你的材料，汇报又汇报不上来，批了我两次，说我右倾，后来把我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