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医者父母心，想必为人父母者，都要为孩子谋求最大的利益。早在古希腊时代，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明确说明了立志拯救生命、减轻人类痛苦的医生，该如何把某些标准作为自己的职业准则。后世以来，虽然希波克拉底誓言有了其他版本，但其精神实质并未改变，只是在说着这些誓言的同时，医患关系紧张的矛盾日益凸显。

　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看病难、看病贵，那些夹杂在一起的诊疗费与药费，超出了很多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与其他领域一样，很多人把问题归结于药费过高与医者已成经济动物，失去了古已有之的“父母心”。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继武汉市金桥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王争艳医生为患者开出的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后，重庆北碚的“十元医生”魏巨贵再获舆论赞誉。魏巨贵从医60年，他开的处方大多药费不超过10元钱。而且在退休返聘后，自己主动把诊疗费从5元降至1元。（1月8日《重庆晚报》）

　大处方确实是看病费用高的症结之一，用什么药与怎么用，往往成为诊疗最终需要花费多少的直接原因。所以，从这两位医生的行为中，人们可能很容易得出结论：如果医生的道德水准与医术都大幅度提高，虽然未必能完全解决医患之间与医疗体制的矛盾，至少也能大幅度缓解之。因此，对这样的医生，人们充满敬仰。

　但如果细读新闻就会发现，魏医生确实实现了个人的道德标准与职业准则，可那是当地卫生服务站“特许”的结果。由于是承包性质的卫生服务站，在其中工作的医生每月要达到药品费8000元、治疗费500元、检查开单费1000元。只有完成这些指标后，才能获得1000元左右的报酬。魏医生的状态只是特例，甚至这种特例也是市场经济的另外一种法则在起作用：该卫生服务站大量增加的病人，很多是冲着魏医生来的，就诊数量的增大保证了基本利润。

　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已经是巨大的利益架构与纵横交错的链条，除了利益，还有更多的因素夹杂其中。医院要发展的动力，商业制药公司赚取利润的动力，以及各种依附于这个架构的利益体的关系，都在助推看病难、看病贵，单单把医疗人员的个人道德拿出来，作为表彰或者批评的理由，因而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而只可能把矛盾简单化，使得直接面对患者的医生，无形中负担了更大的社会压力。

　在任何现代国家里，医疗卫生体系的社会服务功能都是一个难题，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这个问题也是每次竞选中的大题目，也一直处在调整、试错当中。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在这种需要更多工具理性与技术设计、甚至是医疗之外的政治性因素，都考虑进来的社会工程中，过多引入个人的道德因素，以在个人职业道德上具有出类拔萃自觉性的人作为标杆，这不但对其他医生形成了道德审判，更偏离了所应讨论的真正目标。

　所以，在敬仰这些为了自己的职业良心，而努力奋斗的医生的同时，更要询问的是，到底是什么因素，让大多数医生没有选择这样一条路？毕竟，只有良善的制度，才可能整体塑造行业及其从业人者的良善，仅靠个人的人性光辉，也许能创造出一角蓝天，但却无法使整个天空都变得蔚蓝。（石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