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7日，毛泽东同志有一个讲话，其中有一段讲到教育：“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个讲话(后称做“五七指示”)发表后，内地许多地方就办起了“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干校”，将那些靠边站了的，被罢了官的，被打倒了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送到“五七干校”去进行“劳动锻炼”和“学习改造”。1968年１2月15日，陇川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很快紧跟形势，也办起了“五七干校”，第一批就将县委会、人委会和公检法(公安局、县检察院、县法院)即所谓“三大机关”的领导干部及其工作人员除结合在革委会班子里以及挑选部分人员留在县革委机关工作外，其余的人“一锅端”到了县“五七干校”。
陇川县“五七干校”办在今景罕镇广等办事处胜利寨子，后搬迁至曼允寨子边，再后又新建在今县广等职业中学处。
1958年“大跃进”期间，由于当时的路线政策等历史原因，许多群众怕挨整，纷纷逃往缅甸。不少地方的群众只是随身带了点衣物出走，连家里的房屋、耕牛、猪鸡鹅鸭、田里成熟了的稻谷等等统统丢下不要了，有的成寨成村地一夜之间就跑得光光的，大片田地以后便无人耕种而荒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十四军驻龙陵镇安部队派兵到陇川寻找生产基地，选中了胜德这块地方。这里地势平坦，荒田很多，水利条件好，土质肥沃，于是就划定了几百亩荒田作部队的生产基地，生产部队的营房就建盖在胜德寨子边。
1968年年底至１969年年初，部队换防，驻胜德生产基地的部队撤走，将生产基地的田及简陋营房等移交地方，由陇川县革命委员会派人与部队办理了交接手续，并决定将部队生产基地改办为陇川县“五七干校”。
“新生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过去的一切都被加上了一个“旧”字。“三大机关”被诬为“旧衙门”， “三大机关”的工作人员被诬为“旧人员”，而且这些人都是“不可靠”的，自然就成为进“五七干校”的对象了。进干校的人，除了“三大机关”的人员外，后来还有县民族工作队的干部，各公社的武装干部，陇川中学的教职员工，其他部门所谓“有问题”的人一样送“五七干校”，到那里改造思想、交代问题，接受批判。
我是1969年1月中旬进陇川县“五七干校”的。当时我在陇川中学(现在陇川一中)工作，任学校教导主任职务，也把我列为“走资派”和“二月逆流黑干将”遭到乱批斗。
我到了“五七干校”被安排在生产部队留下来的旧仓库里住宿，各人抱来一捆稻草往地上一铺就算是“床”了。进干校，要求工具自己带，我们带去了锄头、镰刀等简单的生产工具，有的还带去砍刀。许多人到了干校还是学会了不少本领，没有凳子就自己制，先是用一节大竹，将中间部分砍去一半，削平当小凳子用；后来有的人就到附近树林里砍来木质较好的小树制作成凳子架，破些竹篾子编起来，这种凳子就好坐多了；再以后就发展到用藤篾编，再涂上清光漆，制作凳子的技术就越来越好了，美观秀气，一个学着一个做，一时间，干校编凳子掀起了热潮。
还未进“五七干校”，就听人讲干校名字好听，宣传好听，干校是个大学校，到那里学习，进行劳动锻炼，裤脚一卷，锄头一扛，再大的官也和普通人一样，大家一样平等，分不出谁高谁低，是改造世界观、树立群众观点的好办法等等。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又有人告诉我说县“三大机关”的干部进“五七干校”后，干校管理人员视他们像敌人，那里的环境气氛十分恐怖。当时的“五七干校”属陇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直接领导，县革委会副主任杨永光具体负责，实际在干校管事的是五十四军姓常的一个军医，大家习惯地称他“常医生”。“常医生”虽是个医生，但他对人凶得很，所有在干校的军代表都随身带有武器，对地方干部没有一个好脸嘴，没有一个好声气。军代表在大会上讲你们来到“五七干校”，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来接受改造的，要服从干校的管理，如果有人不老实，想脚底上抹油(指逃跑)，那我们的机枪就不客气了。当时干校管理戒备森严，规定凡是进去了的人，不准请假，不准通信，不准打电话，若有特殊情况需请假的，层层报批。当时实行半军事化，搞班、排部队编制，一个系统一个排，一个单位一个班，凡请假的，由班里提出意见报排，排再报到干校管理人员那里最后审批。
当时，从表面上“五七干校”是爱护和保护干部的，说干部到“五七干校”是来锻炼的，通过学习、改造，提高“三个觉悟”，犯了路线错误的，对党、对人民有“罪”的，要好好检查，低头认“罪”，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批判不准搞武斗，只搞文斗。但事实恰恰与他们说的相反，在“五七干校”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批斗会上把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们不加制止，反而说“群众有气”，实际是在纵容武斗，支持武斗。我们学校教职工刚到“五七干校”的那天晚上，正好碰上批斗县委会干部李德超。当时只要有一家开批斗会，所有学员都得参加，这叫做互相支持。李德超是县委会的打字员，只因他以前对领导发过牢骚，“文革”开始就将他列为重点批斗对象，说他有反党言论。在这天晚上的批斗会上，有人质问他如何进行反革命的问题，说他是反革命，李德超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反革命，并讲了几句过头话，于是造反派就说他顽固不化，是死硬的反革命分子，不给点厉害看看不行，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于是就压他的杠子。所谓的“压杠子”是一种十分残忍的酷刑，他们将他按跪在地上，用两米来长、碗口粗的一根木头卡在两脚的脚弯筋处，木头两头由两人用力往下踩，李德超被压得惨叫，让人难以目睹，就这样，又是压杠子，又是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李德超!”“李德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将李德超往死里整，但李德超仍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批斗会上，军代表也在场坐着，但从未制止搞武斗。批斗完了，又将李德超架上“喷气式”在“五七干校”校园里游了一圈才结束。游李德超的校园里，各单位也把自己单位的所谓“走资派”拉出来与李德超“享受”同等“待遇”，我也没有被放过，被架上“喷气式”参加游了一圈。游完校园，造反派又命令被游人员统统跪下磕响头，有人大声数数“一、二、三……”连磕了一百二十个响头，以示对“当权派”的惩罚。
当时干校领导为了搞出“成绩”，抓好“典型”，除了不间断地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外，就是死死抓住“反革命分子”李德超不放，大会批，小会斗，造反派决心搞个“水落石出”，有不把李德超斗成个实实在在的“反革命分子”决不罢休的势头，搞得天翻地覆，阴森惨惨。有一天，我们几个教师劳动回来，远远就听见有人发出惨叫声，我心里想又是哪个单位搞武斗了，我们跑去一看，又是可怜的李德超挨压杠子。在干校外面的小山包的树林里，一群人咬牙咧嘴，对李德超又是吼骂，又是狠压杠子，可怜的李德超被压得满头大汗，惨叫声声，可仍顽强地坚持说自己不是反革命。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把李德超当“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重证据，又不调查研究，成天武斗搞逼供信。即使是一个身体强壮的汉子也经受不了这样的长期折磨，何况李德超的身体本来就十分的单薄，如何经受得了这般非人的酷刑，他精神上受到了沉重打击，肉体上受到了极端摧残，实在撑持不住了，他绝望了，他决心选择一种方式尽快离开这个世道以永远解除这痛苦。就在大家去上山砍柴的路上，他暗暗选好了一个地方，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一个人悄悄跑到那个地方投水自尽了。当人们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选的地点是一条深沟，上面用木头搭成独木桥，下面沟里水虽不深，但有很厚的稀泥，李德超是头朝下栽在稀泥里窒息而死的。因为他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当时只是将他草草埋掉，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对李德超落实了政策，为他进行了彻底平反，才又对他的遗骨做了重新安葬。
李金义同志是原中共陇川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局长，不知什么原因被列为“特嫌”，屡遭批斗。到“五七干校”后，他白天被监视劳动，晚上挨批斗交代问题，后来竟被隔离审查，将他关在部队养鸭子的小鸭圈里，晚上派人轮流看守，两人一班。有一晚轮着我和另一位老师看守李金义，由于平时我们比较熟悉，也讲得来，我们也就随便问问李金义同志，“你怎么会是特嫌?你干了些什么特务活动?”他哭笑不得：“哼哼，我也不知道我会是特嫌!他们硬说我是特嫌，我也没办法!”后来把他关到监狱里去，关在监狱里的那些犯人见到李金义，就幸灾乐祸地说：“李局长，你也进来啦?”李金义同志铿锵有力地回答“我和你们不一样!”那天晚上我们在火塘边就这样和他讲些闲话，直到有别人来换班。
还有刘介农同志，他是原中共陇川县委书记，组织上已经决定将他调离陇川另有工作安排，由吴大缙同志接任县委书记职务，但他还没有走，陇川县革委会将他送进了县“五七干校”，说是陇川的“革命群众”要求不让刘介农溜掉，要叫他交代他在陇川“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刘介农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从小没有干过重活，对干农活更是十分生疏。但他还是和其他干部一道每天坚持参加体力劳动，尽自己的力量能干多少干多少。他因为挑不了重担子，挑土坯子别人能一担挑六个、八个或十个的，而他一担只能挑两个，一头一个，还连肩都不会换，这又成了批斗他的“材料”了，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那么大的个子，一个月拿那么多的工资，一次只挑两个土坯子，合多少钱一个了你知不知道?……”还有其他那些被列为“走资派”的领导干部，一开会就要“点”他们的名，动不动就揪出来示众，平时劳动，外出公差，都叫他们随身背上黑牌子，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让老百姓不敢接触他们，远离他们，让老百姓揭发他们的“罪行”。但是，老百姓最看得清谁好谁不好，只要群众认识他们的，都不会被他们的黑牌子吓着，不相信他们会是坏人。干校的一些“骨干”到寨子买竹子，群众不愿意卖给他们，说是“不卖，我们要留着自己用”。那些充当“骨干”的人知道县委书记吴大缙平时和老百姓最说得来，又会讲傣话，说叫老吴去买。吴大缙到了寨子，用傣话一讲，递支烟给群众抽抽，群众说吴书记来买竹子我们卖给，还少要他的钱，有的还连钱也不要。
在干校期间，还常常有的公社、部门或单位到干校带干部回去批斗，都要经过干校的批准。姓常的军代表也对来带干部的人讲，“你们可以带人回去批判，但不准打人”，可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只要人一被带出干校大门，拳打脚踢就开始了。卫东公社(清平乡)的武装部长尚培元被造反派带回清平去批判，人才出了干校大门，就被推推搡搡，一路骂语不休，一路拳脚不停，到了清平，连口水也喝不上就被拖进批斗会场，又是一顿痛打，尚培元被打得遍体鳞伤，第二天歪歪斜斜地回到了干校。范自文同志是县文化系统的负责人，当时也在干校。1969年5月份的一天，东方红公社(王子树)的造反派要求带范自文到王子树去批斗，临走时，干校军代表还是那样讲，“只能批判，不准打人”。据范自文同志回忆说，他们走了七八个小时的路，就见从路边树林里蹿出一群人来，咋咋呼呼围了上来，七手八脚一下子就被戴上了高帽子，挂上了黑牌子，两手被人往背后一扭，揪着头发，架上“喷气式”推入批斗会场。会场上已挤满了人，只听见一阵口号声，之后便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毒打，也不知挨了多少拳头和多少脚直打得眼也睁不开，耳朵嗡嗡响，然后被拖起来跪在木凳上，在批斗中，冷不防有人又从背后重重踢来一脚，人从跪着的木凳上向前扑倒下去，挂在胸口前的木牌卡在脖子上，发出了“啊!”的一声惨叫，差点被卡死。回干校后，干校领导人叫范自文写了一份认罪检查，认罪检查材料交上去后，被认为有了认识，三个觉悟有了提高，于是范自文同志获得了“解放”，从“五七干校”调回县革委知青办公室工作。
1969年4月底，农村已经逐渐开始备耕生产了，邦外一带的老百姓思想不安定，大批外逃，影响了备耕生产。县革委发出了指示，要求县“五七干校”派出一批干部到边境地区进行宣传教育，做好群众的说服工作，安定群众的思想情绪。干校当时就决定抽出四五十个干部下去工作。我们学校的老师也抽了几个，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已经打好背包，临出发时我又接到通知，叫我留下来，另有任务。我被叫到干校办公室去安排新的任务，和我同时被留下来接受新任务的还有县委会的段之彦，公安局的董学祥两人。我们的任务是到国营陇川农场广线分场参加县人保组在那里对一个特务案的侦破工作，结果一去就是两个多月。农场的案子侦破工作结束后，我没有再回干校。（摘自《我与“五七干校”》，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