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真假曹操墓”，近日在社会上引起诸多讨论。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表示，安阳曹操墓的证据已经足够，如果是“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应在考古学学科内讨论问题，要说业内的话，符合学术规范的话。（1月2日新华网）

关于“真假曹操墓”的争论问题， 我是一直不想撰文的。首先，自己虽然是学历史的，可毕竟不比那些专家学者史学功底深厚，当然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再者，在“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模式之下，争历史文化名人的祖籍和坟墓，继而对其进行旅游开发，也是非常正常的事儿，断无“掐架”的必要。可是，今天看到社科院专家的“外行论”之后，我却止不注想多说两句了——说质疑者们“外行”，本身就是一种“外行”。

我们都看过小学生吵架，像马寅初先生当年的区分那样，小学生的争论更多的是“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社科院专家的“外行论”，就是典型的“以势压人”。以个人的学术地位作为争论的论据，已经让“真假曹操墓”的争论失去了学术研究的高雅性，俨然变成了一场小学水平的吵架与厮斗。而事实上，在历史真相面前，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称为“内行”，那些所谓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都是相对的“内行”。

社科院专家之所以说人家“外行”，主要是说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流行墓志铭，直到魏晋时期开始偶尔出现的。可是，话再反过来说，风俗习惯上没有墓志铭，就质疑曹操没有墓志铭，这好像也没有什么道理吧。万一，哪一天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了真正的曹陵墓志铭，我们又作何解释。所以，在对待墓志铭的态度上，我们还应该本着“论从史出”的方法。

胡适曾讲，做学问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就是说，在对待曹操墓的问题上，我们“大胆假设”此墓为曹操墓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关键要落实到“小心求证”的层面了。以前，我的导师曾多次告诫我们，“做历史研究，必须要做到‘用心’‘用力’，可能我们列举了一百个史料就是想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可别人只需要一个反证就能将我们推翻，这是非常正常的。”我想，在对待曹操墓的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本着这样的态度，即允许别人找一条反证，而不是在大街上嚷嚷“你无权质疑”，当一个学术方面的“学霸”。

梁启超先生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这样说，“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个特征，其一，为客观史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观念之革新。”这里的“观念之革新”不是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而是一种积极的学术心态，即请允许质疑者发出质疑的声音，史学工作者只需要认真地解答，仅此而已。不必讳言，所谓的社科院专家也正在犯“有罪推理”的错误，即这个陵墓早已经在他的心底里打上了曹操的烙印和标签。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观念之革新”。

在“真假曹操墓”面前，人人都有质疑的权利。抛开地方经济利益的争夺问题，有些学者提些“外行”的话，只是为了让历史真相变得更加清楚。所以，即便是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史学泰斗，也应该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来完成对“真假曹操墓”的“小心求证”过程。要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能再导演出第二出“周老虎闹剧”了。（船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