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片）1958年3月2日，北京天桥商场下放干部在南口果木农场的荒地上种植果树。图为他们在荒地沙坡上吃窝窝头。新华社记者安康摄

    下放干部与社员“三同”

　　中共中央号召机关干部到工厂、农村劳动锻炼后，各机关、单位领导开始做广泛的动员报告，宣讲有关下放政策。大家都表示要到农村去，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锻炼。

　　下放干部主要是参加农林业劳动，其次是参加工业、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和其他劳动。对于有技术和专长的干部、大专学校毕业生，各地在安排他们下放时，一般会考虑他们的技术和专长。例如：工业技术人员和学工程技术的毕业生一般下放到同他们业务相关的车间或者工地；医务人员和学医的毕业生，一般下放到工矿、农村基层卫生单位工作。

　　与此同时，中央还抽调了一批优秀下放干部充实县级机构、基层单位和工作薄弱的部门。比如，19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将清理教师队伍和机关下放干部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下放的干部中，挑选一批适合担任中小学教员的工作人员到中小学去代替那些不称职的教员。

　　下放干部到农村基层后，按照中央“三同”的要求，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放干部吃住在社员家里，按规定每月向房东交10元左右的生活费和若干斤粮票。下放干部的工资是照发的，当时一名科级干部的工资大概50元左右，如果以当时农村工分制来折算，不管工分单价多高，这都是相当惊人的。

　　下放人员与社员一起出勤，参加劳动记工分。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对下放干部的基本要求，劳动得好坏又是检验锻炼成果的重要标志，因此，大多数下放干部能主动地出满勤，多挣工分，很少有偷懒取巧的。在农村的下放干部与社员一道，参加春耕生产、夏收夏种、抗旱、秋收以及冬季的兴修水利等劳动。当时，集中搞会战的工程比较多，下放干部与社员们实行军事编制，生产队为排，生产大队为连，成建制地投入工地。

　　劳动之余，文教部门的下放干部，还负责指导群众性的各种业余文化活动。比如，文物局下放干部按照“把文化带下乡”的要求，有的帮助农民排剧演剧，有的帮助建立农村图书室，开设扫盲班，参加农业技术小组，有的参加社里的宣传工作，出黑板报，建立广播站等。

　　此外，下放干部还利用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有利条件开展了一些技术性工作。财政部下放干部和当地工人，用水车改装一架“平碾转”快速红薯切片机，每小时可切红薯1万到1.5万斤，改装一架只要成本2元；有的下放干部将仓库里闲置的钢磨重新安装，利用锅驼机带动，每天可磨面1000余斤，解决了食堂面粉供应和畜力紧张的困难。重庆大学下放在南桐的182名干部，和农民一道仿制和改良农具37种99件，架设索道12处，制成大小车子150多辆，兴办化肥厂35座，农药厂1座。

　　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下放干部与广大社员之间结成了比较深的感情。因此，在下放干部离开时，出现了不少感人的场面。当时一首题为《送下放干部离南水泉》的诗中写道：“生产文化齐丰收，感谢你们汗水流，一同劳动感情深，不想你们要回京。”“虽然今日在联欢，不如来时那一天，临别话儿无其数，建设祖国最为大。”“但望你们回机关，时时记住咱花园，花园你们种下树，开花结果春常驻，两万八千亲朋友，每日和你在一处。”严武在《难忘“故乡”情》中回忆：离开多年后，下放干部们仍把下放地黄陂当作他们的“第二故乡”，因为黄陂农村的社员，用纯真质朴的情感，使下放干部们消除了地域的差别，感受到了人间温暖。有两位中专毕业的女助理技术员，冲破思想束缚，与黄陂农村青年结为伉俪；黄陂农村多位姑娘与下放干部中的意中人喜结良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和国家实行的干部下放政策，出发点和初衷是良好的，而且对于改进干部作风、克服官僚主义、转变轻视农业的社会风气、改进机关工作、加强基层力量、支援农村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应该注意到，干部下放是与当时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左”的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因此，对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干部下放的政策和实践需要辩证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