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市民欢送干部下放

  有计划、分批次地推进百万干部下放劳动

　按照中央要求，下放干部的工作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建立专门管理下放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各单位下放干部由党委统一安排下放地点和单位。下放的干部受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他们的组织生活及政治学习也交由当地党组织负责管理；与此同时，原单位也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当时在下放干部中，还配备了少数领导骨干，到下放干部所在的县、区、乡担任适当的职务，负责协助当地党组织管理下放干部的工作。下放干部严武在《难忘“故乡”情》中披露：1958年武钢下放1000余名干部，其中3名领队进入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其余全部由县委统一安排到农民家落户，与农业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全国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各种规定和计划。譬如，中央国家机关成立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劳动生产办公室，统一制作了“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体力劳动情况月报表”和“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体力劳动情况统计表”等，要求各单位按照月、半年和年度统计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人数等情况，按期上报。

　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有计划地分批进行的。首先，那些没有经过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被最先下放。接着，那些年龄在45岁以下又有条件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以及长期脱离体力劳动而且暂不需要留在机关工作的工农干部，也都被下放参加体力劳动。在首批下放干部中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作为骨干，以保证下放干部的工作有良好的开端。另外，在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中提出，有几种干部是可以不下放或暂不下放参加劳动的：年龄在45岁以上的；体弱多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孕妇、有哺乳婴儿和因子女拖累不能下去的女同志；最近两三年内归国（主要指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归来）的华侨留学生和科学工作者；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方人员。9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废除了2月28日《指示》中关于年龄在45岁以上等可以暂不参加劳动的诸条宽限，参加体力劳动人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几乎所有干部。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有55万多人被定性为右派。中央要求，将右派分子下放农村，“让他们在社员和下放的干部的监督下进行体力劳动……以便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据中国科学院《1959年下放干部劳动锻炼总结》档案反映，对于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动，当时采取的是“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政策，他们劳动的时间往往更长。如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原副主任顾准被打成右派之后，从1958年5月到1962年3月，下放劳动近4年。

　截至1957年7月，河北、辽宁、江苏等18个省、自治区有18万干部下放。1957年北京市先后下放两批干部，首批下放3600人，第二批7000多人，共1万多人。1957年11月，贵州省级机关第二批1105名干部到山区参加劳动生产，其中绝大多数被分配到西北高寒山区农业社去当社员。

　进入1958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进，干部下放形成了高潮。1958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中提到，全国下放干部总数已超过100万人，全国已下放和准备下放的干部大约有300万左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百万干部下放”说法的来源。

　汪东兴在《关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回忆》中披露，江西省1958年前后一共下放5万余名干部，赴省内100多个农林牧渔综合垦殖场，开垦荒地，围湖造田，饲养家禽、鱼等。据1958年2月5日《黑龙江日报》报道：截至1月底，黑龙江省已下放干部2.5万多人，其中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的有1.5万多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62.1%；加强和充实基层单位工作的有6850多人。

　1958年初，财政部分两批干部下放农村参加劳动锻炼，第一次下放164人，第二次下放127人。其中有共产党员70人，共青团员105人，民主党派17人，无党派99人。

　按照文化部党组《关于组织各类艺术工作者参加体力劳动和基层工作锻炼问题的报告》的要求，广大艺术工作者中除了年老病弱不能参加劳动的以外，都纷纷到工厂、农村中参加体力劳动或基层工作。1958年1月，文化部所属各单位第一批下放1500多名干部，到河北和江苏农村劳动锻炼。

　中央宣传部也大力组织作家下乡下厂。195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作家下乡下厂问题的报告》，要求：30岁以下的作家，一律到工厂、农村或其他基层组织去担任实际工作，并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40岁左右的作家可以在省市安家，而自己到基层去担任一定的工作，并适当参加体力劳动；集中在北京、上海的专业作家，大部分应该分散到各省、市去。之后，一大批作家纷纷下到基层。赵树理、周立波、张天翼等63名在京作家，有的报名到地方安家，有的较长时期到工厂农村去体验生活。

　1958年底，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动员10万干部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精神，10万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到全国工矿企业、农村、牧场、林场参加生产建设。

　科研院校也组织了大批干部下放。据王扬宗《不当专家当农民——“文革”前科研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政策与实践》一文介绍：从1957年冬至1960年初，中国科学院北京区先后组织了3批干部共2000余人下放。此外，中国科学院上海各单位第一批下放178人，占职工总数的11%，从1957年12月3日起下放上海市郊农村劳动。南京各单位第一批下放100人，到江苏农村劳动；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职工161人，1957年12月下放干部26人，占职工总数的16%；中科院在长春市的应用化学所、机械电机所和光学机械精密仪器所第一批下放干部共249人，到长春市郊双阳县劳动。中国农业科学院从1958年到1960年前后组织3批干部400余人下放，分布在全国各地。据《西北大学大事记》记载：1958年西北大学第一批下放农村和基层的干部共196人，西北大学还在陕北等地建立了多个生产劳动基地。

　在下放干部这支大军中，除了绝大多数是一般干部外，还有不少是领导干部。1957年1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1957年春，中共河北省委从省级机关抽调了248名处长以上的干部到农村帮助工作，其中包括部、厅、局长级干部44人，处长级干部204人。财政部首批下放锻炼的291名干部中，司长级2人，处长级4人，科长级41人，一般干部244人。

　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干部上山下乡实行劳动锻炼的高潮已经形成。

　对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时间的长短，中央曾做出过明确规定：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本人在劳动中的表现来确定。经过一段时间劳动锻炼，有些人可以同原单位的干部轮换，有些人可以调配新的工作，有些人可以留在基层工作。对于表现不好，不够干部条件的，分别情况，动员他们退职，或者做其他处理。百万下放干部在一两年后大都陆续回到了原单位，只有少部分因地方工作需要、在当地结婚成家、表现不好等原因而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