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丧母

　　如果说，投宿遭拒是陈独秀到江津后生活上的一次小小挫折，那么接踵而来的丧母，则是给了他精神上的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年秋，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与其安徽同乡，决定把他们筹办的国立九中设在江津。所以，松年很快就带着妻子、长女，陪同祖母谢氏来到了江津，与陈独秀同住郭家公馆。时至初冬，经邓仲纯的再三恳求，并为其太太做了一番“自谴”，陈独秀遂举家移居延年医院。

　　陈独秀自1913年从家乡安庆逃亡后，便一直在外，漂泊不定、四海为家。分处天南地北几十年的一家人，这次却在异乡团聚，四世同堂，从而使晚年的陈独秀上能侍奉母亲，下能教导儿子，且有含饴弄孙之乐，加之老夫少妻，伉俪情深，这给陈独秀寂寞的心田，实在注进了不少生活情趣。

　　然而，这可怜的一点幸福是那么短暂，在江津刚度过了第一个严冬，3月22日，78岁高龄的母亲谢氏溘然长逝。老人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俯身在停尸木板一端的陈独秀，双手抱起亡母的头，痛楚地哀叫了一声“妈！”便恸哭失声，老泪纵横。母子之情，至真至诚，令人嘘唏不已。

　　谢氏并非陈独秀的生母。陈独秀刚出世几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便病死了。40多年前，陈独秀正好20周岁时，其生母查氏也故去了。在查氏病逝前的3年，陈独秀便正式过继给四叔父陈衍庶为嗣子。四婶谢氏就成为陈独秀的养母。

　　曾做过清朝知府的陈衍庶没有子嗣，加之独秀从小聪颖过人，顽皮可爱，故陈衍庶对这个过继儿子十分疼爱。陈独秀参加革命后，因顾虑本营垒里的人讥讽他与旧官僚划不清界限，曾去宗祠办理了“退继”手续，但暗中却始终不忘对陈衍庶的接济。

　　但即便是这表面上的“退继”，对谢氏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陈独秀“玩出”这幕幼稚把戏的头天晚上，他预先赶到母亲房中去做解释。可话刚出口，老人便惊恐得好似遇到了魔鬼，一本正在她手中翻弄着的《陈氏宗谱》“啪”地掉在地上，她使劲儿睁大了眼睛，全无了平日的安详，茫然失神地瞪着面前这位着一身西装的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仿佛不认识似的。大半晌，她才惊惶地哭喊出一声：“庆同啊（陈独秀的家谱名），你不认爹娘了吗？当皇帝的也要认啊！”

　　然而实际情况是：过继官僚家庭并没有连累到陈独秀的革命，反而是陈独秀的革命“株连”了他的家庭。

　　1913年，袁世凯任命的安徽都督倪嗣冲一上任，就立即下令缉拿陈独秀。此时，也正是谢氏最为艰难的年月。丈夫刚死，尸骨未寒，过继儿子又被迫逃亡异地。闯上门的差役因为扑空而恼羞成怒，便将谢氏的一侄孙误为陈独秀之子抓捕下牢，继而倾箱倒柜，掘地三尺，把陈独秀的家抄了个遍。目睹此种暴行的谢氏，因悲愤过度而大病了一场。从此以后，每每念及一时杳无音信的儿子，谢氏便暗自垂泪，眼睛便从此坏了下去。

　　自从陈独秀逃离后，谢氏用她被抄家后所剩不多的财产，养活着陈独秀的发妻、4个子女及另外2个侄孙，一家8口，老的老、小的小，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吃斋敬神的谢氏，是一位旧礼教熏陶出来的妇女，到了晚年，她更把自己能否由儿子抱头送终视为至关要紧的“大节要义”。所以，当陈独秀于1937年8月出狱后，她便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硬叫松年夫妇陪着她，千里迢迢，从家乡上重庆、赴江津，一路饱经风霜，备尝艰辛。

　　关于尽孝道，陈独秀与前来奔丧的大姐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依大姐的意思，披蓑麻、穿孝服、守灵堂、做法事等一切按照孝道仪式，俱不能免。而陈独秀认为不必拘泥于这些在自己看来纯属迷信活动的繁文缛节，只需简单履行一些丧仪，他说：“在生不肖者，即使读了十八章孝经，又有何益？”

　　陈独秀的话，惹恼了性子急躁的大姐。在大姐一番“不孝”之词的抢白之后，又经过仲纯等一些朋友的劝解、说服，陈独秀只好顺从了大姐的意见。

　　这件事可谓是陈独秀生活中的第一次违心之举，而以往的他则是说一不二、独行其是的家长作风。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与谢氏之母子深情。

　　大姐对于陈独秀的“不孝”之责备，其实也是气头上的话。她清楚地知道，在养母临终前很长一段时间，每顿饭都是陈独秀亲手盛好，亲自送到养母手中。至于端水和拿药等事，陈独秀伺候的细致和周到也不亚于妻子兰珍。

　　在隆重进行的丧礼中，陈独秀身着麻衣，双腿曲跪灵前，泪流满面地焚烧着一大叠纸钱。有谁能知道他此刻极其复杂的心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