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解放大西南计日可待，川东特委在重庆临江路45号召开了一次川东党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四人而外，还吸收了蒋仁风和熊扬两位同志，意在加强统战和策反两方面的工作。

　　蒋仁风，生于1904年，1926年冬至武汉投考中央军事学校落榜后，加入国民革命军任叶挺部班长，并于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在1948年下川东起义中，他担任奉大巫工委书记和游击纵队参谋长，被捕后坚不吐实，出狱即积极寻找党组织。他接受对敌军敌特的策反任务后，在陈联诗、廖亚彬、廖宁君、林向北、林梅侠一家组成的川东特委直属支部协助下，在军队、工商界中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

　　地下党组织所做的一系列策反工作，极大地减少了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和川东地区可能付出的代价。

　　1947年秋，我奉派到奉节，任地下党的奉(奉节)、大(大宁即巫溪)、巫(巫山)工委书记。1948年初，在下川东奉节起义中，我任下川东游击纵队参谋长，随奉巫支队行动。纵队政委兼支队政委是彭咏梧。1948年1月，在巫溪县鞍子山战役中，彭咏梧等同志壮烈牺牲，我跳岩受伤被俘。在审讯中，我坚不吐实，只承认是游击队的医生，未暴露身份，被判刑7年，关在巫溪县监狱。17个月之后，到1949年5月，敌人又因“囚粮困难，疏理监狱”，加之地下党的营救，我得以提前释放。

　　出狱之后，由地下党同志暗地资助盘缠，我立即赶回重庆找党，找川东临委领导机关。但过去的关系已经找不到了。事后我才知道，我在巫溪坐牢期间，川东和重庆的地下党发生了重大变故。1948年4月，《挺进报》被破坏，重庆市委的负责人刘国定、冉益智，下川东地工委负责人涂孝文等相继被捕叛变，出卖了大批组织和同志。不久，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同志在上川东的起义中，又不幸牺牲。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实际已不存在，余下的同志也都疏散转移。1948年底，根据南方局钱瑛同志指示，建立了川东特委，由肖泽宽、邓照明同志分任正副书记。1949年4、5月，肖泽宽、邓照明奉调赴香港转解放区，川东特委由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等同志负责。我初回重庆时，既不知道这一情况，也找不到他们。于是，我到南岸嘉励中学，找到校长罗鸿章(民革成员)，通过罗，找到在《国民公报》的于天庐同志，他是我发展的党员。我向他报告了我被俘入狱和提前释放的经过。请他代我找党，向党汇报。经于天庐的反映，川东特委派专人审查了我的表现，确认我无叛党投敌的问题，乃恢复了我的关系。不久，又吸收我参加川东特委领导，分工负责军运，有时也与广安、合川、铜梁等地党组织联系工作。

　　1949年9月，南方局钱瑛同志派回的姜伯言同志，经过几个月的辗转周折，到达重庆，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指示的要点是:

　　我人民解放军已有足够力量消灭国民党残余军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全面崩溃，大西南的解放，计日可待。我们与国民党已更换了位置，他们在败退的时候，将尽量破坏城市;而我们地下工作的方针，则应从发动武装斗争，牵制敌人力量，转移到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上来。目前，要把对敌策反工作，放在重要地位。同时，加强上层统战工作，以推动策反工作的更好开展。但在解放大军到来之前，仍然是敌强我弱。因此，要注意隐蔽，保存力量，慎重行事，不要勉强作作不到的事，发现危险要立即转移。

　　在这以前，7月间川东特委在临江路45号天瑞公司里召开了一次会议，由刘兆丰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熊扬和我。会议着重分析了形势，研究了组织调整，保存力量，迎接解放等工作，大体符合南方局指示精神。得到南方局指示后，我们更加明确。为了贯彻南方局指示，更好地加强迎接解放的工作，在重庆市内，兆丰同志除负责全面工作外，侧重于学运和统战工作;光特同志侧重于重点工厂的保护工作;我则专任对敌军敌特的策反工作。

　　9月，我曾到合川、铜梁，向当地地下党组织传达了南方局指示，并把广安、合川、铜梁地区的关系转给卢光特同志，我得以全力以赴地作对敌策反工作。

　　我在重庆，住在南岸弹子石附近的小石坝。同屋的有一家人，这家人全是共产党员，其成员是，母亲陈联诗，儿子廖亚彬，女儿廖宁君，女婿林向北，和林向北的妹妹林梅侠。他们是在1948年岳武(华蓥山)起义失败后，举家迁来的，组成一个支部，由陈联诗任书记。我住到这里以后，这个支部成为川东特委的直属支部，由我联系，并着重和我一起作策反工作。

　在人民解放大军迅猛前进，敌人分崩离析，人心惶惶，内部动摇，行将全面瓦解的情况下，对敌策反工作的客观条件是完全成熟的。但在具体进行工作的时候，却存在许多困难。我和直支的同志，与敌人的军警宪特方面，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重要关系，过去唯恐避之不及，现在却需要千方百计地找关系，接近他们，打进去做工作。开始时，我们利用现有的关系着手进行了一些工作。

　　廖亚彬与杨森部队的一个连长的父亲有旧，他打进这个连队当了兵，驻在广阳坝。当这个连开赴“前线”时，我们考虑，一个连的局面太小，一个兵对连长的影响也有限，就把廖亚彬撤回来了。

　　林向北有个关系叫贾希夷，在“中美合作所”内二警作中队长。贾希夷原是大革命时期叶挺师的排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曾在广西十万大山和广东东江地区打游击。以后受党的派遣，打入敌特组织。1947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撤退，失掉了联系。林向北派了张平和、杜文举、陈力洪等三个党员，通过贾希夷打进去在他的队上当兵。打算摸清情况，里应外合，解救狱中同志。他们曾绘制了一张“中美合作所”地图送来。但终因敌特控制严密，没深入进去。后他们感到有被敌人察觉的危险，主动撤出来了。当时，兆丰同志等也曾准备策动北碚卢子英方面的力量，援救狱中的同志，也因力量不足，未获结果。

　　陈联诗、林梅侠、廖宁君等认识重庆合众舞厅经理蒋林隐，他是进步组织“民主实践社”的成员，因舞厅业务关系，认识敌特分子较多，可以通过他做些工作。蒋林隐准备作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大特务徐远举手下的行动组长漆五麟的策反工作，以为他们之间的私交很好，可以直接找他谈。我们考虑，此举关系甚大，漆玉麟不是一般的敌特分子，而是“行动组长”，双手沾满我党同志的鲜血，决难悔悟。在他们的交往中，也没有发现他对国民党的忠诚有所动摇。此举极为危险，毫无把握。于是由林向北通知蒋林隐，请他慎重行事，只能一般地散播国民党必败的消极悲观情绪，不可深谈。这一工作也就未继续进行下去。

　　在进行上述工作的时候，兆丰同志给我介绍了一个重要关系。通过当时在歌乐山保育院工作的刘绍富(刘力生)同志的转介，我在和平路的一个会计学校里，找到了这个关系。此人名曹德渊，三十年代初，曾加入我党，在程子健同志领导下工作，后来脱了党。他见到刘绍富的介绍信，知道我是党派来的人，立即向我说明了自己的经历，表示愿意为党工作，颇具诚意。我对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鼓励他利用自己的条件，策动有关人员反正;要他考虑提出可供策反的对象和关系。约定次日再具体商议。第二天见面，我告诉他，党对他表示欢迎，希望他努力作出贡献。他提供了一批可资利用作为策反中介的对象。这些人在国民党全面崩溃之际，十分惶恐，急于求得党的谅解，要求戴罪立功。据曹德渊讲，有的人是“脑壳都碰肿了，也不得其门而入，找不到党的关系”。也有的人脱党以后，没做大的坏事，甚至还为党做过一些工作。在他介绍的对象中，最重要的，后来确实起了较大作用的，有三个人:

　　高允斌，1927年武汉中央军校学生，受党派遣，回川在邝继勋部当排长。1929年秋，邝继勋同志起义，在撤退时，他掉队落伍，脱离革命，以后参加国民党，此时任《商务日报》总经理。抗战期间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有联系。曾掩护过部分同志在其报社工作，代《新华日报》购买过纸张。

　　汪克明，三十年代初，参加过升钟寺暴动，后被捕叛变。在九尺坎某私人银行作会计。

　　张晓云，三十年代初叛党，投入刘湘“清共委员会”，很卖力，但有时也留一手。蒋介石势力入川后，张又与蒋帮拉上关系，时任重庆某部上校参谋。

　　根据当时工作的特殊需要和这几个人的情况，是可以通过他们做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的。当时确定，由曹与他们联系，通过他们物色敌军中的策反对象，选择重点进行，我则与曹联系。不久，曹汇报说，工作已有进展。汪克明并已与我直接联系。但高允斌和张晓云对曹提出，要与“真正的共产党员”见面，不放心只由曹作中介，怕他们做的事是“写在水瓢瓢上”。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与兆丰同志商量，我在张晓云家和一家饭馆里，分别与张和高见了面，使他们放了心。

　　高允斌的活动面较广。他与川军唐式遵部师长陈鸿模打通了关系，陈鸿模同意反正。高允斌在商业场里，安排了一个幽深僻静的所在，我与陈鸿模及其参谋长张云会见商谈，陈表明了态度。当时陈师驻扎在江津北岸。我提出的要求是:1、在我军到达时，把防线拉开一个缺口，让我军渡江;该师撤至璧山永川一带，切断成渝公路，阻止国民党溃军西逃。2、发表宣言，宣布起义，与国民党彻底决裂。3、严格约束官兵，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得扰民害民。陈一一接受。

　　高允斌还与工商界上层人士范众渠、温少鹤、柯尧放、蔡鹤年等通了气，我分别与范、温、柯、蔡等在街头约见，促进他们发挥作用，保护城市，迎接解放。

　　汪克明主要作杨森新纠合的“反共保民军”的策反工作。师长廖开孝愿意反正。该师主要驻在城内及近郊。我在廖的司令部与廖和他的参谋长段举之见了面，并通过汪对廖师提出要求:1．进击“中美合作所”，解救政治犯，为人民立大功。2．敌人撤走时，维持社会治安，防止散兵游勇、地痞流氓抢劫骚乱。3．同时，将部队出动，布置在小什字，横截下半城一线，配合解放军渡江。廖开孝表示，对维持治安，迎接解放无异议，但对进攻“中美合作所”表示有困难。在当时情况下，也无法勉强。

　　11月27日，垂死的敌人更加疯狂，对“中美合作所”关押的革命志士进行了血腥大屠杀。此时，人民解放军已逼近重庆，远处炮声可闻。形势紧迫，时乎不待。在川东特委领导下，我于罗汉寺外《商务日报》仓库楼上设立了策反指挥部，调集廖亚彬、黄道周(进步群众)等同志参加工作，我们坐镇那里，与各方联系。

　　廖开孝师宣布反正，我们通知他，出动部队上街执勤，控制要地。散兵游勇，地痞流氓见城里有警戒，不敢擅动，全市治安良好，市面平静，没有发生重大问题。这时，大江中有一支国民党的长江舰队，还有七艘兵舰，泊在重庆至涪陵一线。他们见大势已去，急于找出路，通过廖开孝师来指挥部联系，要求来归。我即派黄道周去，叫他们把火炮穿上炮衣，炮口向下，以防意外，并将各舰调集重庆，听候接管。

　　指挥部又通知范众渠、温少鹤、柯尧放、蔡鹤年等工商界领袖人物，请他们集中商会，通宵守候，动员各方力量，在我军到达时，作到了轮渡车辆畅通，水、电不停，物资供应不缺。在此以前，伪重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范特生向商会勒索黄金三千条，作为不烧毁重庆的代价。温少鹤来问怎么办，我要他们口头答应，实则拖延。这时解放大军即将来临，廖开孝部已经倒戈，范特生赶紧逃命，三千条黄金勒索未成。

　　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抵达重庆，苦难的山城，获得了解放。

　　12月1日，温少鹤、范众渠，柯尧放、蔡鹤年等工商界代表，乘解放后的第一渡轮渡，过江到海棠溪，迎接先头部队首长进城。地下党派卢光特同志随船过江，与十二军接上了关系。

　　当天和次日，十二军军长王近山同志和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同志，分别在嘉陵新村和朝天门接见了川东地下党的刘兆丰、卢光特和我。两个战线的战友会了师。从此，川东地下党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我们从地下转到了地上。

　　关于陈鸿模师，他们在解放军到达之时，确实把部队拉开了缺口，放开了通路。但未宣布起义，也未切断成渝公路，而是撤到了富顺，解放军认为是逃窜匪军，把他们缴了械。据西南局统战部部长程子健同志告诉我，以后弄明了情况，该师仍按起义部队，陈鸿模、张云仍按起义将领对待。

　　廖开孝师，解放后被编遣。廖开孝、段举之的反革命本性暴露，极为不满，竟到铜梁纠聚土匪暴动，被我军捕获镇压。

　　长江舰队的七艘军舰，由我交给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张之轩同志接管。

　　解放后，我调到西南公安部工作，曹德渊、汪克明、张晓云等，继续与公安部门联系，提供敌情。仅张晓云检举逮捕的敌特分子就有七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