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　扬

“看病贵”原因很多，药价贵、诊疗费贵、住院费贵、大处方、过度治疗乃至医院乱收费、医生收红包……还有呢？且看这则新闻：北京市各家医院一年的“专家号”仅约178万个，但去年一年，希望得到“专家号”的患者人数为1.2亿。一个“专家号”原本只需14元，一经票贩子倒手，竟会被炒至1500元甚至更高。这是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日前透露的一组数据。原来，“看病贵”也有票贩子的一份“功劳”。

但笔者要说的并不是票贩子，而是全国病人蜂拥进京求医这个问题。北京是全国医疗高地，好医院多，名医云集。上海也是如此。我原来供职的医学院校有一所附属肝胆外科医院，由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创办，蜚声海内外，各地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我在医院旁边的小旅馆里见过来自河南的一对夫妇和他们患病的儿子，从河南坐长途汽车来上海，三个人花去路费约800元，来回就是约1600元；小旅馆不算贵，每天100元房钱，已经住了12天（1200元）；他们吃得节省，每天大约30元。可是孩子啥时候能挂上“专家号”或者住上院呢？他们不知道，只有等，而等待就意味着花钱。

想必多数没关系、没门路的外地求医者，大都是这般境遇，还没有跨进医院大门、没有见到医生，便已经花费不菲。这是看病之外的另一种“看病贵”，一种由“看病难”导致的“看病贵”。外地求医者乘车、住宿、吃饭、找关系托人的费用，有时候比看病本身花钱还多。人们为看病所花的钱，并非都“贡献”给了医疗行业，还有很大一部分“贡献”给了交通运输、酒店、餐饮等行业。

这种“看病贵”与药价虚高无关，与大处方无关，与红包也无关，而是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惹的祸。在城市里，医疗资源配置失衡表现为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庭冷落、社区医疗乏人问津；放眼全国，医疗资源配置失衡表现为大中城市集中了大量优质医疗资源，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医疗基础薄弱、医疗资源匮乏、医务人员不足、医疗水平较差，小病看不好，大病不能看。当城里人纷纷涌向大医院的时候，农村人正行走在进城的漫漫长路上。

资料显示，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80%集中在城市，城市医疗资源又有80%集中在大医院。1990年代以来，城市医院所占卫生费用比重保持上升趋势，县级以下医疗机构所占卫生费用比重则明显下降。这种医疗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广大农村人口的“看病难”问题，他们纷纷涌向城市求医，由“看病难”而导致“看病贵”。

近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开始正式实施，目标直指虚高的药价。该制度能否将药价降下来尚有待观察，况且，药价虚高只是“看病贵”的原因之一。在加大政府投入、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的同时，想方设法均衡医疗资源配置，将政府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地区倾斜，向医疗基础薄弱地区倾斜，在解决城里人“看病贵”的同时着力解决农村人“看病难”，也应该是医疗体制改革宏大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