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五死四伤的南京“六·三〇”特大醉酒驾车肇事案，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明宝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新闻网12月23日）

　其实，这一判决根本没有什么悬念。只要我们稍稍看看前不久，广东省高院和四川省高院对黎景全和孙伟铭作出的无期徒刑的判决，我们大体就知道法院将对张明宝将会作出怎样的判决。因为前两起案件与本案情形基本相同，而前两个案件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这个案件的判决当然也会遵循同样的原则来判决。

　在前两个案件中，法院之所以不判处黎景全和孙伟铭死刑，而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是因为法院认为，“二人均系间接故意犯罪，与直接故意犯罪相比，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犯罪时被告人驾驶车辆的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一定程度上获得被害方的谅解，依法可从轻处罚”。那么，张明宝案也具有以上从轻或者减轻的理由，虽然他造成了5死4伤的严重后果，但是，他同样属于醉驾，是间接故意犯罪，驾驶车辆的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并且事后有认罪态度好，积极赔偿了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从维护法制统一的角度上讲，南京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也是在情理之中。南京法院的判决再次表明，醉驾引发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基本上领取了一张免死牌。

　不过，许多网民并不这么看，一部分网民认为因为他是富人所以领到了一张免死牌，这当然没有事实根据，但相当多网民则担心，对产生了如此严重后果的醉驾案不判处死刑，会不会让更多的人因此产生侥幸心理，从而带来更大的交通隐患。显然，我们不能单从行为产生的后果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大量的过失犯罪，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5人，那么是不是都该判处死刑？但是，对于醉驾引发的严重事件，是否都应当领到免死牌，却是值得斟酌。

　醉驾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虽然属于间接故意，而间接故意在主观恶性上比直接故意更弱，比如孙伟铭、张明宝等人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比1982年姚锦云驾车在天安门广场故意撞死5人、撞伤19人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相比，主观恶性就更弱。但是，对于间接故意，刑法上并没有规定不能判处死刑，比如那些在平时多次违章、无证驾车，事后认罪态度不好，赔偿不到位，没有取得被害人家属原谅，危害后果，等等，是否也可以考虑判处死刑呢？

　再一个，即使是同样属于醉驾引发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在主观恶性上其实还是有些不同。比如，驾驶人的醉酒程度是不同的，有些人深度醉酒，是在意识很不清楚下连环撞人；有些人是浅醉酒，在意识尚比较清楚的情况下，为了逃避责任，连环撞人，后者主观恶性就更强。再有，有的驾驶人在醉酒驾车撞死人后被拦下来，又继续驾车撞死人被拦下来，但他仍然不听劝阻，再次驾车撞死人，比如发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的“路虎撞人案”， 车主是因为轧伤一行人被拦下，向后倒车又撞到车后一名围观群众，随后车辆又向前驶出10米左右，撞上围观人群，导致2人死亡，10余人受伤。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为， 主观恶性就比较大。对于那些主观恶性比较大的醉驾事件，也是否可以考虑判处死刑？

　记得有报道称，孙伟铭在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成都的司机为此大为震惊，开车的人在酒桌上都成为珍稀动物保护起来，酒后驾车大为减少。不知，孙伟铭二审改判为无期后，对成都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法律对于社会有引导、教育等功能，因此，我们对醉驾引发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仍然要慎重考虑，不能颁发一张免死牌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