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是幸运的，他通过律师的调解，讨薪基本成功了。这说明依靠法律讨薪是管用的、有效的。

可惜的是，靠法律讨薪还并不是一些农民工兄弟的选择。广西贵港农民工“跳楼”讨薪，安徽合肥农民工堵路讨薪，山东威海农民工欲自焚讨薪……年末岁尾，一出出讨薪悲喜剧，或多或少地暴露出法律悬空、监管失灵的 尴尬。

为何他们的讨薪之路选择“做秀”，而不选择法律呢？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这与农民工法律意识相对淡薄不无关系，但更与靠法律维权之路走起来过于艰辛有关：靠法律维权需要成本，有时候花不起这个钱；法律程序相对繁琐、时限较长，农民工兄弟耗不起；最关键的是，法律处理临了还很有可能遭遇执行难。打了一圈官司，耗费不少心血，转个大圈又回到拿不到钱的原点，您说烦不烦？

于是，无奈之下，弃“法”从“秀”。“做秀”有轰动效应，容易引起媒体关注和相关部门重视。于是乎，堵路、跳楼、爬塔吊等极端方式开始上演，求助于舆论压力，期盼于官员施恩。这种方式无奈而辛酸，同时副作用很大，即便讨薪成功，受伤害的却是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不止于此——更大的危害在于，这对建设法治社会有害无益。

人治管一时，法治才长久，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法律在讨薪过程中必须摆脱好看但无用的“花瓶”角色。其中，关键在于执行。法律的尊严在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假如光戴紧箍不念咒，难怪农民工兄弟不待见。

按照相关规定，工会、劳动、企业主管部门等都有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义务和责任，都有要求企业执行国家劳动法规的标准和要求。如果相关部门能够多方联动，将法律刚性执行，农民工讨薪还会那么难吗？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岗位前移、工作靠前，经常深入到企业进行检查、监督，了解企业落实劳动法规的情况，还会出现这么多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吗？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要从正面引导农民工兄弟，通过合法手段讨薪，不要采用牺牲生命、扰乱治安秩序等极端方式。解决问题才是最终目的，触犯了法律不值得，用失去生命去讨薪更是毫无意义。

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让讨薪实现“软着陆”，才能让讨薪者最终得到公道，过个好年。（姜 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