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产党的作战原则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渐形成了一套克敌制胜的作战原则。
1.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
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关于丧失土地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生意。”解放战争之初，面对着数量和装备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以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9月16日，中共中央特别强调:“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有些时候，为着集中兵力歼灭敌军的目的，或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
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并不等于随便放弃解放区的城市和农村。首先，要在有利于歼灭敌人的前提下，才考虑对城市和地区的弃、守或攻占。其次，必须尽一切可能保持必要的战略根据地和机动作战的回旋余地。再次，所谓主动放弃，是指野战军为执行歼敌任务而作必要的转移。担负坚持地区斗争的地方武装和游击武装，仍应依靠群众，有计划、有准备地在当地广泛开展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牵制敌人，配合我军正面战场作战。总之，既要坚决反对脱离歼敌目的的单纯防御或消极防御，又要防止轻易放弃地方的逃跑主义倾向。
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科学地处理作战中的人、地关系，成为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原则。解放战争的头4个月，共产党损失105座城市，却换来了歼敌32个旅的胜利。歼灭1个旅，要付出3座城市的代价。战争的第二个4个月，国共城市得失相当，均为87座，国民党军被歼34个旅，战局发展为中共不必丧失城市即能歼灭敌人。战争的第三个4个月，中共歼灭国民党军个旅，净得城市58座，战局已发展为中共既能歼灭敌人，又能恢复丧失的部分城市。
2.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改变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靠歼灭战，而集中优势兵力则是达成歼灭战的物质基础。解放战争之初，面对整体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中共力争在每一战役、战斗中造成局部的优势，逐次消灭和削弱敌人，不断充实、壮大自己。通过这样的长期斗争，促成力量对比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最终达到在整体上超过对手，从而夺取战争的胜利。
1946年7月16日，中央军委根据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纵队在晋南作战的经验，致电各中央局、各军区转各师各纵队首长，指出:“我陈赓纵队现已开始作战，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之方针，取得两次胜利。我各地作战亦应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火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1946年9月16日，毛泽东将上述思想阐述得淋漓尽致:
(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
(二)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我军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的其余各旅(或团)，使其不能向被我军围击的旅(或团)迅速增援，以利我军首先歼灭这个旅(或团)。得手后，依情况，或者再歼敌军一个旅至几个旅；或者收兵休整，准备再战。在战役部署上，必须反对那种轻视敌人，因而平分兵力对付诸路之敌，以致一路也不能歼灭，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的错误的作战方法。
(三)在战术的部署方面，当我军已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敌军诸路中的一路(一个旅或一个团)的时候，我军担任攻击的各兵团(或各部队)，不应企图一下子同时全部地歼灭这个被我包围之敌，因而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而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
(四)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取得了完全胜利。“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思想，在军事指导上是划时代的人民军队的天才指导。”这样，国民党军队处在不断的消灭中，甚至兵源后继困难。“消灭有生力量这一条，使敌人把和尚道士也抓来当兵。”
3.运动战的原则
“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是运动战。”“避开优势敌人的致命打击，并转移军力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寻找有利时机歼敌，成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战胜敌人的又一重要原则。
全国解放战争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采取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是由于解放军已组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能得到广大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配合和支援的野战兵团；有了联结成片的、幅员广大的解放区作为解放军回旋机动的良好战场。同时，采取这一作战方针，也便于我军选择有利的阵地条件和群众条件，造成有利的兵力对比和作战态势，创造更多的歼灭战机会；并可发挥我军长于机动、善于野战的优点，限制敌军工事坚、火力强的长处。战略防御阶段，由于敌人兵力上占有很大优势，且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我军采取运动战以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就显得尤为必要。
解放军在内线实行运动战的主要经验有:(1)明确树立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哪里能歼灭敌人就到哪里去打的作战指导思想，善于依据敌情的变化和临时出现的战机，改变作战预案。(2)各个战略区依据不同的敌情、地形和群众条件，采取不同的机动作战方法。诸如，华东我军针对敌人集结重兵分进合击的特点，主要采取打一仗、歼敌一部、后退一步这种“边打边走”的战法；晋冀鲁豫我军抓住敌人比较分散、后方空虚的弱点，主要采取在大踏步进退中调动敌人，创造和捕捉战机，各个歼敌的战法；西北我军在敌我兵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主要采取“蘑菇战术”；东北我军采取南北满密切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法，以粉碎敌军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企图，均取得了重大的胜利。(3)善于调动敌人，力争歼敌于运动中或立足于未稳之时。(4)充分利用在解放区作战的有利条件，隐蔽我军行动及企图，造成敌之错觉和不意，以达成战役战斗的突然性。(5)审慎待机，经常控制主力于能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敌情的机动位置，以便在出现有利战机时，不失时机地发起战斗，歼灭敌人。
这种利用运动、寻找战机的战法，易于捕捉敌人，而不易为敌人所捕捉，成为以弱击强的上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以装备与兵数劣势的军队对美帝国主义装备的蒋介石现代化军队作战，由于他富于特殊的机动，善于在耗散敌人之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的弱点而不断围歼之，所以能够源源不绝地俘获敌人的武器、兵员以补充自己和强化自己。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所独有的性质，而应为我们所把握以战胜蒋介石。”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官说:“蒋本是肥牛，东拖西拉，拉瘦成老鼠，两棒子打死了。”这就是国民党军在运动战中疲于奔命、最后被歼的生动写照。
4.坚持主动性、灵活性
在作战中，共产党强调主动性、灵活性。毛泽东指出:“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关于军队发挥主动性的客观条件，毛泽东指出:“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但这种战略上的优势是可以转变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
在作战过程中，毛泽东非常强调作战的主动性。晋察冀战场的解放军即发扬了主动作战的精神。1947年4月的正太战役即是一例。4月8日，晋察冀野战军首先对石家庄周围之敌发起进攻，激战三昼夜，攻克两座县城和石家庄周围据点。晋察冀地区的国民党军，以4个师的兵力进攻大清河以北地区，企图迫使晋察冀野战军回援根据地。但晋察冀野战军不为敌人的行动所牵制，按原订计划继续西行，攻占正太路一个师，取得歼敌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为此，毛泽东来电称许:“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由于坚持主动性原则，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都能积极寻取敌人的缝隙而大胆攻击。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采取重点进攻，在打击方向上部署了重兵，以防被各个歼灭，但仍难免被歼。刘伯承说:“国土之大，而与民为敌之独夫蒋介石，仅仅以未被击破的几支军队凑成几个重点，间隙地何其宽，弱点何其多，人民解放军何其自由机动。”这种主动积极的气势，正是歼敌致胜的动力。
灵活性，是历代军事家所要求的。岳飞曾谓:“阵而后战，兵家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就是强调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战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灵活性)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刘伯承在解放战争时期强调:“一切行动都应适合现实情况。但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因此，指挥员果断行事。”他善于“趋利避害、机动歼敌”，就是扬己之长、击敌之短，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出敌不意，消耗与歼灭敌人。1946年11月，在冀鲁豫战场，国民党军王敬久、王仲廉两集团10个旅6万人，并肩北犯，且队形密集，无隙可乘。刘伯承、邓小平遂施行敌进我进之方针，甩开当面进犯之敌，主力军大踏步前进，奔袭200里，插向敌人后方，乘虚向守备在巨野、金乡、鱼台的敌人发起进攻，从而调动方先觉、张岚峰、刘汝珍三股敌人来救，顺势在运动中歼灭其救者和退者，将张岚峰部和方先觉、刘汝珍各一部歼灭，并迫使王敬久、王仲廉集团止步，回顾陇海路。
1948年7月，在襄樊战役中，解放军即是用临时机变的办法攻克襄阳的。战斗发起后，发现虎头山、羊祜山不易攻下，但襄阳城东西两面守备薄弱，乃改变作战计划，以地方部队佯攻两山之敌，集中主力攻击其守备薄弱部分，然后会攻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这样襄阳便一举攻克。
在进军西南的战役中，则用另外办法围攻敌人。“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附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人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动原来部署，被动应战。”
到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将以上一系列作战原则总结为十条“军事原则”，成为人民解放军指挥作战的规范。这十条原则是: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然后夺取之。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毛泽东认为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各个野战军遵循这些原则，因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上述作战原则，都是根据现代中国革命战争总结出来的，是中共掌握唯物主义军事辩证法的反映，它符合革命战争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精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