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动的人格魅力

    尽管我认识岳父时间较早，聆听岳父的教诲较多，但对岳父仍缺乏全面的了解。

    最近，为筹备纪念岳父诞生100周年的活动，我阅读了大量有关岳父的文献档案，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岳父是我党一手培养、在革命战争中摔打出来的从普通一兵到第一大将的杰出军事家。他的军事战略思想和战役指挥艺术，在将星灿烂的中国现代战争史上都鲜有俦俪。1947年8月，家父在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曾如此评价他说：“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就是家父心目中的解放军五虎将形象。毛泽东对此电的回复是“所见甚是，完全同意”。岳父一生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比如：两让司令，又辞元帅；病危留言，语重心长等。然而对于我来说，最令人感动的还是他那无私无畏的独立人格。

    3年游击战争中，岳父率部抗击数十倍于己的强敌的“围剿”，多少次濒临绝境，面对死亡，仍英勇无畏，浴血奋战。他说：“浙南3年游击战争，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发展。”

    解放战争中，岳父对党中央在战争初期提出的南线我军外线出击和战争中期决定的华野一兵团跃进江南的战略方针提出异议，斗胆直陈，取得了苏中战役中歼敌5.3万人和豫东战役歼敌近10万人的出色战绩。令人钦佩的是，当时岳父提出异议的两个战略方针，都是在战局转变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提出的对战争进程将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战略方针。而且这两个方针都是由毛泽东亲自提出，五大书记一致同意，战区主要指挥员一致拥护的。更为不易的是，当时这两个方针都已经转变为作战指令下达。古语云：成事不谏。但岳父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没有缜密独到的战略思想，没有力排众议，坚持真理的恢宏气魄，没有敢挑重担、敢冒风险、敢立军令状的无畏勇气是做不到的。

    1958年，岳父因“反教条主义”挨批被贬。1959年7月，他在南京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反教条主义’以来，明确树立了以我为主的思想，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在一部分同志中，似乎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就是怕沾苏联的边。似乎一提苏联，或主张学习苏军经验，就有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危险。也有一些同志，一提苏军的东西，就不加分析地盲目地批评，似乎苏军经验一无是处。应该说，这两种倾向都是不正确的，都是不符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在“宁左勿右” 错误思潮盛行之际，以戴罪之身，对已经上升为政治和路线问题的“反教条主义”斗争提出批评，是需要极大勇气的。1959年8月，岳父参加庐山会议。刘少奇告诉他：“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一说嘛。”当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的第一副主席，主持全党的工作，又是岳父的老上级。刘少奇动员岳父发言，既有批评彭德怀的政治需要，也有让岳父说话诉冤的意图，而且不仅仅是个人意见。但岳父没有提自己的问题。1960年1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对岳父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但是岳父没有发言，他说：“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波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在政治风浪中，顾全大局，不谋私利，不惜放弃可能为自己洗清冤案的机会，是何等难能可贵！

    在“文革”动乱中，岳父不迎合、不苟同、不追风，与林彪、“四人帮”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他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时，支持周恩来稳定局势。任军委常委时，他协助叶剑英、邓小平整顿部队。1975年1月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岳父出任解放军代表团团长。他主动邀请叶剑英、邓小平接见军队代表团，却对江青想来军队代表团活动的要求不予理睬。事后他告诫家人，这次当面得罪江青，要准备承受可能来临的政治迫害。林彪垮台后，岳父忧心国家安全，数次上书中央，就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岳母知道他的看法与党内、军内的主流观点有矛盾，就劝道：“你这是何苦呢！难道你为直言而吃的苦头还不够么！”岳父严肃地说：“战争是要死人的！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许多人，多付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粉碎“四人帮”后，岳父坚决支持邓小平复出和改革开放。1977年，岳父住在西山军委招待所，还处于被监护中的邓小平也住在那里。许多老干部想探望邓小平，就先来看岳父。岳父会亲自带他们拜会邓小平，使监护形同虚设。1979年1月，岳父在军事学院和中央党校作了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在党内、军内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掀起军事学术研究的热潮，他是军队改革开放的先驱。

    岳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重病缠身。由于冤案平反进展缓慢，他的精神和肉体上都承受着巨大压力。但他仍不计较个人的生死荣辱，努力撰写回忆录，为我们留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经验。1984年1月25日，他的病情恶化，仍坚持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春节茶话会上作书面发言：“我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前途，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美好未来，是满怀必胜的信念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常被人称为‘有影响的人士’。我以为影响，主要是党的光辉、战斗的业绩、革命的传统作用于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让我们珍惜这种影响，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发出最后的光和热吧！”10天后，岳父与世长辞。

    岳父为革命奋斗终身，半生坎坷，一生辉煌。他无私无畏的独立人格，凝聚着中华民族忠贞不渝、百折不挠的高贵品质，让后辈为之感佩。（陈小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