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粟惠宁是1975年8月结婚的。因父母已去世，婚后我住到了岳父粟裕家，一直得到他的关照。岳父的悉心关爱，时刻萦绕在我心头；岳父的谆谆教诲，永远铭记在我脑海。在岳父诞生100周年之际，我检点记忆，勉力成文，以表达对岳父的怀念之情。

和蔼可亲的长辈

家父陈毅与岳父粟裕是老战友，他们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岳父曾著文《激流归大海》，记述了朱德和家父收拢南昌起义军残部，转战湘粤赣，最后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历程。抗日战争时他们并肩东进北上，创建了苏南、苏北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他们并称“陈粟”，携手指挥华东野战军，歼敌243万，战果辉煌。岳父的《战争回忆录》中，提到的人名中最多的就是家父的名字。

我小时候就知道岳父的大名，父母提到岳父时总是称呼“粟司令”。1962年，我在北京四中上初中三年级时，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兄粟寒生。也许是因为父辈的原因，虽然我们同级不同班，却一见如故。那时我家住在中南海，出入管理很严格，很难请同学到家里去玩。岳父家在胡同里，独门独院，好进好出，我们常到那里聚会。20世纪50年代初，岳父一进京就在此居住，他特别爱种果树，多年经营下来，院里果木成阴。岳父岳母都很好客，允许我们一帮同学、朋友来家里恣意妄为，还拿出糖果招待。特别是到了秋天，枣甜梨脆，大家采摘秋果，边玩边吃，不亦乐乎。那时岳父在我的印象中是个和蔼可亲的前辈。每次见到他，他总是向我们微笑着点头示意，有时还问问我父母的身体如何。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我和粟寒生都积极参与。但是不到半年，热情消退，我们都成了逍遥派，开始在北京周边地区旅游玩耍。1967年春，我与寒生等几个朋友结伴去北京西南郊的上房山石花洞。那时交通条件不好，我们先坐了3小时火车，又步行了4小时才找到石花洞。等逛完山洞，天已经黑了，我们只能在山里林场过夜。寒生一夜未归，岳父岳母十分担心，岳父亲自给我家里打电话询问情况。我母亲一听是粟司令的电话，也紧张起来，生怕我们在外边惹祸出事。当时我住在学校，父母根本不知道我的行踪。母亲把我叫回家训了一顿，说小孩子不懂事，不体恤父母的心情，外边这么乱，出去一定要跟家里讲一讲。以后我们再出去玩，就先在岳父家集中。这样寒生的去向岳父母就知道了，另外岳父家东西多，吃的喝的都有，还可以借到大比例的军用地图，出行准备方便。我们曾骑自行车到德胜口水库、到河北盘山去玩。1968年初，我和寒生应征入伍，寒生当了海军，我则到驻扎在辽宁南部的三十九军锻炼，这样我们都离开了北京。

1971年5月，我首次回家探亲。到北京后，第一个与我联系的朋友就是寒生。那时，他改名“郑涛”，在北海舰队任职。别后重逢，格外亲切。我到他家去拜访，见到岳父岳母。他们很关心家父的身体。岳父说，你父亲动了大手术，我们都十分担心啊！5月1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他精神饱满，大家都高兴呀！他再三让我问候父亲。寒生把他妹妹粟惠宁介绍给我，我们开始交往、通信，不久就建立了恋爱关系。

1972年1月6日，家父去世，毛泽东主席出席了家父的追悼会。不久，我去岳父家。岳父讲起南昌起义失败后，家父挺身而出，协助朱德，整顿组织，严肃军纪，发动湘南暴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往事。他流下了眼泪，动情地说：“那时没有陈老总，部队就会垮掉，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呀！”

父亲刚去世，母亲又被诊断得了肺癌，真是祸不单行。母亲顽强地与病魔斗争，病中她在赵朴初的帮助下，整理了家父的诗词。她把编辑好的《陈毅诗词选集》稿，寄给中央领导，希望能得到批准出版，但石沉大海无下文。母亲只得找人打印了200多本，私下送给友人。我给岳父岳母送上一本。岳父拿着书，沉默许久后说，好好照顾你母亲，身体养好了，总能看到出版的那一天！

岳母楚青和母亲是老战友，1938年她们参加新四军就在一起，留下的几张英姿飒爽的女兵旧照，据说还是岳父给她们拍摄的。母亲病中，岳母常与一些老阿姨来陪母亲聊天。岳父也不时抽空探望。1974年3月，母亲的病情恶化，卧床不起。岳父岳母来看望母亲，来到病床前，岳父对母亲说，小鲁的事你放心，我们会照顾他的。岳母让我和惠宁一起站在母亲前面，告诉她我们的事定下来了。母亲的气管被切开了，不能讲话。她眨眨眼睛，表示了同意。后来，岳父岳母专门在家里请我吃饭，正式对我说，他们同意我和惠宁的婚事，让我把他们家当做自己的家，有事尽管找他们。

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岳父岳母是我精神上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