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北京，初雪映日，在安慧北里一个僻静的军队家属院，站在记者面前的罗箭少将儒雅温和。

罗箭，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长子，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原副政委。

父亲的起起落落，让罗箭也难以置身事外。当父亲出现在他的记忆里时，他的眼神会注视着客厅的墙上：开国大将罗瑞卿的黑白 照就在眼前。

罗瑞卿上任目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1949年4月，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第一副书记的罗瑞卿与周士第一起，参与指挥部队解放了太原。5月中旬，部队正准备挥师远征时，毛泽东致电罗瑞卿“请来中央一叙”。

到北平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快要建国了，毛主席点的将，让你出任公安部长”。 罗箭说，“我父亲说还是想跟着部队打仗”。罗瑞卿建议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

周恩来说“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并告诉他，此事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毛泽东在香山别墅见到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能行吗？”于是罗瑞卿走马上任，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

在罗箭的记忆里，父亲刚上任的公安部，从组建公安部队开始就非常忙碌。然而，罗瑞卿面临的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复杂社会局面。

“解放就是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但是很多人受到一些反动势力的影响还是不敢讲真话，所以当时展开了清匪反霸的行动，接下来就是清理妓院，禁毒戒毒，这几个重拳打出之后，北京的秩序好了很多。”

罗箭说，那个时候不叫“打黑”，而是打击“恶霸”。公安部提出了治安的目标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当年打击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遗留人员造成的，而那些恶霸等原本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爪牙，所以必须全力打击。”

罗瑞卿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为了“打恶”，先是让“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不自首的重点打击；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与此同时，罗瑞卿还指示从严打击流氓阿飞活动。

“刚建国的时候，在北京的四郊有‘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北霸天’，还有‘四亭’、‘十二爷’等等。他们的势力少的霸一个村，多的霸十多个村。强占田地、钱财、妇女，敲诈勒索、杀人强奸无恶不作。另外，天桥一带的治安也特别混乱，那里住的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有三轮车夫、苦力等各种各样的人。在那里摆个小摊都得交保护费，若是不懂规矩过了地界，轻则挨打，重则丢命。所以人民群众要讨还血债，要求政府为他们申冤报仇。”

“另外就是禁毒，我父亲对发现和破获重大毒品案件都亲自查，他指示对贩毒、售毒、制毒、运毒的大犯、惯犯及开烟馆的大业主、大窝主要坚决打击”。

“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北京的妓院在明清时就已经有了规模，集中在八大胡同。1917年，北京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日占时期，北京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

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我父亲指挥公安局统一行动。”一场结束二千多年恶俗的封闭妓院大战就此开启。

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罗瑞卿向封闭妓院行动组发出了“立即行动”的命令。罗瑞卿向行动组成员强调六条执行纪律，包括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其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任何款待等。

“我父亲用打仗的办法来指挥行动的。首先是包围，先派人在妓院周围形成包围圈，由便衣和民警实施戒严，不许有其他人员走动，防止坏人破坏。然后，把老板、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之后，把妓院里的一些帮工和伙计、茶房、女佣也集中起来，登记在册，实行遣散回去的政策。对于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后也当场释放。”

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一夜之间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1268名妓女。“解救出来的妓女，政府给他们检查身体、治病。组织学习生产技术，让他们掌握谋生之道，很多人都去了纺织厂工作。”罗箭说。

 首倡“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简称“民警”）的称呼，其实是罗瑞卿最早提出的。“当时是他向毛主席建议的名字，这也是为了和旧社会的警察有所区别。”罗箭说。

有一天，罗瑞卿从公安部大楼步行到南池子缎库后巷甲1号的住处。这时发现一个警察在维持交通秩序时态度粗暴。“一个小贩推着车占道卖菜妨碍交通了。警察态度不太好，就和小贩争吵起来了。后来，警察将小贩的推车掀翻了”。

“我父亲就过去教育批评他。警察说你是谁，你管得着么。秘书就告诉他这是公安部的罗部长，警察吓坏了，说以后一定认真改正执法态度。”

罗瑞卿说，“现在是新社会了，应该做人民警察。”

“包括执法之前先敬礼，都是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的。”罗箭说。

罗瑞卿认为，要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公安队伍，必须从基层抓起。1957年至1958年，他曾深入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南宁、杭州等城市的十几个派出所检查工作。

1957年4月10日下午，罗瑞卿来到重庆市曾家岩派出所。派出所驻地是一座两层楼的二楼。走到楼梯口，见迎面挂了一块牌子，上写：非本所公安人员，不得上楼。

罗瑞卿问：“我能不能上楼？”

陪同的干警尴尬地连说“能，能。”

上楼后，罗瑞卿对派出所的干警们说：“你们楼下是街道办事处，如果他们也挂一个牌子：‘非本处工作人员，不得下楼’，那你们怎么办？这种牌子对坏人不起作用，对好人则印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