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的军衔制，元帅军衔为第一等，分为两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是第一等第一级，为最高军衔。所以，对授予大元帅军衔人员的标准规定得非常严格。这年2月8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批准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第二章第九条中规定:“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也就是说大元帅军衔只能授予一个人，那就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既是党的领袖，又是政府首脑，还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而且，毛泽东是全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创建者，在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进行20余年的革命战争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雄才大略，居功至伟。所以，按照《军官服役条例》规定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只有毛泽东一人能够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这项殊荣。这也是众望所归。

 从历史上讲，大元帅这个比元帅更高的头衔，起初并不是军衔称号，而是一种荣誉封号，用来授予本国或同盟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有时也授予皇家成员和国务活动家。1569年，法国的查理九世国王，封其弟弟昂茹公爵为大元帅。此后，到19世纪的三个世纪里，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俄国等国家，先后享有大元帅封号的共约30人。1716年俄国陆军条令规定，大元帅为俄军最高军衔，1727年将这一军衔授予缅希科夫公爵，大元帅开始成为军衔称号。

 大元帅在中国古代，曾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名称出现过，但也不是军衔。如唐朝就称“兵马大元帅”。在清末光绪年间实行军衔制时，虽然没有明确列出大元帅这个最高等级符号，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却有陆海军大元帅一职，是由光绪皇帝本人兼任，因为他是国家最高军事统帅；光绪病逝后，宣统皇帝继位，因他当时才3岁，所以大元帅之职由其父亲摄政王载沣兼任。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1917年，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以后，北洋政府历届元首，均兼陆海军大元帅。1924年11月，孙中山督师北上，国民党谭延闿、胡汉民在广州先后代理大元帅职。1926年，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大元帅名称遂中止使用。1934年3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在长春当上了“满洲国”儿皇帝，并兼“满洲国陆海军大元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8月12日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大元帅，即最高统帅。总之，从孙中山到蒋介石等人的大元帅并不是军衔，而是职务，是一种权力象征。所以，大元帅是国家最高军事统帅的一种实际职务名称。

 1945年6月27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6月26日的命令:授予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以苏联最高军衔——苏联大元帅，以表彰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为苏维埃祖国建树的卓越功勋。这时，斯大林的大元帅称号，既是军衔，又是职务。

 我军酝酿军衔制时，也借鉴苏联的经验，设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

 从1955年春天开始，彭德怀、罗荣桓就带着总干部部拟制的名单和几个方案，分别与中央军委的各位委员交谈，共同对每位将领的定衔磋商、定案。所有参与军衔评定的人员都认为:依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建立的功勋和在军队的资历、威望、任职等历史情况，应该给他们授衔和授勋。

 在最初的授衔方案中，准备授予毛泽东大元帅军衔。元帅初拟13人，除后来公布的10人外，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大将14人，除后来公布的10人外，还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并为他们授勋。

 但是，毛泽东虚怀若谷，坚辞不授大元帅军衔，也不要勋章。

 人们向他讲述斯大林被授予大元帅衔的情况，毛泽东说:“苏联有的，我们不一定非要照搬。”

 为了让毛泽东接受大元帅军衔，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由最高立法机构议决此事。参与讨论的委员们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极高的威望，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毛泽东功劳最大，所以要授大元帅军衔。就像斯大林大元帅那样，而他比斯大林率领的部队打的仗多，时间又长。

 主持会议的委员长刘少奇，知道毛泽东不愿授大元帅的态度，说他个人对此“不能作结论”。

 有位民主人士提出，“只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他有什么办法！毛主席个人也不好不遵从决议嘛”。于是，要求给毛泽东授大元帅的呼声更盛。

 刘少奇说:“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决定，但毛主席是国家主席，还需要他下命令才行呀，他不下命令怎么办？”

 最后，刘少奇无奈，对各位与会者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可以当面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但是，人们还是没能说服毛泽东接受大元帅军衔这一称号。

 不久，总后勤部根据分工和最初拟定的授衔方案，组织军需生产部门参照苏联军队礼服和军装的样式，设计出了元帅、将、校、尉，乃至士兵的各种服装，并制出样装送中央军委审定，随即又被送进了中南海，放置在菊香书屋东面的勤政殿内，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们审看。

 那套最精美的大元帅礼服，毛泽东也亲自过目了。

 大元帅的军衔符号和礼服，是总后勤部指定其所属天津军需工厂的女工们，用纯手工为毛泽东精心制作的。绣制出的大元帅肩章熠熠生辉，肩章由国徽图案和元帅星徽组成。与元帅肩章不同的是，大元帅肩章上的元帅星徽由一圈松枝环绕。肩章上的两个国徽是纯金的。肩章面板上那一层金黄是镀金的，是用纯铜丝拉出丝来再镀金。金色的镀金，银色的镀银。镀完了以后织带子，织完带子再做肩章。帽徽、星徽、符号等等也都是用纯铜，用金的地方镀金，用银的地方镀银，再描漆。湖蓝色的大元帅礼服，用纯呢料制作，非常精致、合身。胸前缀着金黄色的绶带和流苏，袖口和衣领绣有金黄色的边饰，裤子的边线处，缀有金黄色和鲜红色的条纹。这些漂亮的金黄色边饰和条纹，都是用纯金的丝线绣缝。

 尽管大元帅的军衔符号和礼服很精致，很威武，但是毛泽东仍然提出自己不要大元帅军衔。

 后来，彭德怀、罗荣桓率总干部部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汇报军衔评定方案和授予勋章工作及其进展情况。

 彭德怀说:“总的来说，部队中大部分同志都能正确认识这次授衔工作，态度端正，但也有些人有攀比思想，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和过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过细的思想工作。我们对部队提出的口号是，要把这次授衔当成一场战役来打，认真严肃地对待，要以团结为重，评出思想，评出风格。”

 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嘛！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也不方便。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好！”

 毛泽东又转身，询问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你们的军衔还要不要评啊？”他们俩摆摆手:“不要评了。”被列入大将名单的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也纷纷表态:“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一致赞同他的意见。

 最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反复考虑，认为毛泽东已任党和国家主席，周恩来已任政府总理，刘少奇已任全国人大委员长，邓小平已任党中央秘书长、政府副总理，加之现在又是和平时期，他们四位都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不要军衔也有道理，最后都没有被授予军衔。

 这样，在后来实施军衔时，因毛泽东坚辞不授大元帅军衔，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空衔。

 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军衔，就使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得以顺利解决。

 原本，按照中央军委1955年1月23日发布的《军衔指示》规定，“省、市、地委书记及省公安厅长兼任军队首长职务者，均应评定军衔。”主要是解决地方领导干部兼任军队职务，可否授衔的问题。

 1月29日，总干部部长罗荣桓署名，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地方负责干部的军衔评定和授予问题的请示》。该《请示》列出了拟评定军衔的22名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名单，他们是:

 广东省委书记兼政委陶铸，陕西省委书记兼政委张德生，甘肃省委书记兼政委张仲良，青海省委书记兼政委高峰，四川省委书记兼政委李井泉，西康省委书记兼政委廖志高，贵州省委书记兼政委周林，山东省委书记兼政委舒同，浙江省委书记兼政委江华，江苏省委书记兼政委江渭清，安徽省委书记兼政委曾希圣，河南省委书记兼政委潘复生，江西省委书记兼政委杨尚奎，广西省委书记兼政委陈漫远，湖南省委书记兼政委周小舟，湖北省委书记兼政委王任重，辽宁省委书记兼政委黄欧东，黑龙江省委书记兼政委欧阳钦，吉林省委书记兼政委李梦龄，热河省委书记兼政委王国权，河北省委书记兼政委林铁，山西省委书记兼政委陶鲁加。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地方领导干部共21人，也拟予评定军衔，他们是:

 中共蒙绥分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赵尔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人民政府代主席兼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兼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谢富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代政委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王恩茂，中共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广东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冯白驹，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兼国家计委副主任邓子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王世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程子华，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蔡树藩，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地质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何长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姬鹏飞……。

 总干部部的《请示》建议，“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人物”的军衔，采取三种方式办理:第一种是“须评定军衔又授予的”，第二种是“只评定军衔不授予的”，第三种是“只授予预备役军衔的”。

 1955年2月11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重新调整全国战略区，将原来的6大军区改划为12大军区，这样，上述地方领导干部中，有几位又重新担任军队领导职务，如乌兰夫任内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赵尔陆任职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属军事工业，主抓核武器及常规武器的研究与试制，叶飞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阎红彦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王恩茂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后来，党中央又决定，凡是1952年没有参加军队评级，又转到地方任职的领导干部，包括驻外使节，一般都不参加评定军衔工作。

 7月14日，总干部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向军委并中央的报告》中又说:“对于兼任军队职务的地方干部，凡兼任分区政委(地委书记)以上职务者，对其军衔采取评而不授的办法。凡兼任县兵役局政委(县委书记)以下职务者，则不评定授予军衔。”

 据此规定，总干部部长罗荣桓又把上述43位在部队兼政委的地方领导干部名单列出，呈报中央军委，建议评而不授军衔。

 后来，上述名单中大多数人没有授予现役军衔，只有乌兰夫、赵尔陆、叶飞、谢富治和王恩茂等5位授予现役军衔。他们被授衔主要原因，首先是在部队有实际职务，其次处在内蒙古、新疆、云南等边陲地区或福建前线地区或担负国防工业的重任，还有是他们与部队有着历史的渊源。

 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也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谦辞元帅或大将军衔

在评定高级军衔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为大元帅。除了后来被授予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外，被评为元帅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被评为大将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

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理应被授予大元帅衔，是众望所归。

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任中央军委书记，后与贺龙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1931年底任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红军的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为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战争初期，同毛泽东等转战陕北，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8月，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战略决战，并指导了北平、湖南、绥远、新疆等地和平解放工作。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一直是我党军事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

刘少奇，早年从事工运活动。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任红8军团、红5军团中央代表，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在1935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抗战初期，领导华北地区的敌后抗战。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皖东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任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领导整编部队，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挫败日伪军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扫荡”。1943年3月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问，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解放战争时期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参与制定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1929年12月领导发动百色起义，任红7军政委和前委书记。1933年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任八路军129师政委，同师长刘伯承领导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45年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刘伯承奉命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反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6月，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12万大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反攻。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同年11月，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一起指挥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对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发起战略决战。淮海战役后，任第二野战军政委。1949年4月，指挥第二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攻占南京。后与刘伯承率部解放西南诸省。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三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国民党军作战，参与战略决策功勋彪炳，授予元帅衔当之无愧。1955年授衔时，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刘少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大将的名单中也曾经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以及张鼎丞的名字。

李先念，1927年参加领导了黄麻起义。1931年后任红四方面军团、师、军政治委员。1939年初进入豫鄂边地区，相继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委，领导部队积极向敌后发展，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挑衅，巩固和扩大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1948年5月，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军事、政治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谭震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纵队政委、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和张鼎丞、邓子恢领导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2、第3支队副司令员，率部开辟皖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军民反日伪军“扫荡”、“清乡”。解放战争初期，任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委，同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兼任内线兵团政委，与许世友一起指挥胶东保卫战，并参与指挥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为总前委成员，参与战役的组织指挥。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4月率7兵团强渡长江，进军浙江。建国初期，任第一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副政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

邓子恢，1928年7月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和红军第7军团党代表，参与创建闽西苏区。后任红12军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张鼎丞、谭震林领导游击战争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清剿”。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展皖东敌后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4师政委，与师长彭雪枫领导军民进行反日伪军“扫荡”的斗争，巩固淮北抗日根据地。1948年5月兼任中原军区副政委，参加淮海战役的组织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参与组织指挥解放中南的重大战役。

张鼎丞，1928年领导福建永定县农民暴动。后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闽西红7军57团团长。后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第4军第4纵队党代表、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率部转战赣南、粤东北，反击国民党军“会剿”。1934年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同邓子恢、谭震林等一起，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率部进入苏南地区，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7师师长。抗战胜利后，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曾参与组织苏中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福建军区政委。

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四位原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卓越功勋。所以，授予他们大将军衔也是理所应当的。授衔时，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谭震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张鼎丞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55年授衔前毛泽东建议:“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都未授元帅或大将军衔，最后确立了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