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1945年11月，陈云出任中共北满分局书记。初到北满，陈云思考最多、最深入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动群众。在他看来，群众能否迅速发动起来，将是党在东北能否站稳脚跟的关键。他曾形象地指出：“我们现在是‘租房’，尚未造屋。群众不起来，干部恐怕要当‘华侨’，十万主力也要打完的。”由于东北长期处于沦陷状态，同时，东北局成立后的最初三个月，由于力量不足主要在大城市开展工作，并未深入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因此陈云认为，如何发动包括农村在内的广大群众是当时工作中的一个难点。那么，应该怎样发动群众呢？

剿灭土匪是发动群众的“当前急务”和“决胜条件”。要想将群众发动起来，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是不行的。当时，北满三分之二的县城被土匪占领或经常受到土匪骚扰。不剿灭土匪，群众就会心存疑惧，不可能被发动起来，也就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陈云认为，剿灭土匪就成了发动群众的“当前急务”和“决胜的条件”。因此，部队应该一面剿匪，一面做群众工作。

在正规部队尚未到达北满之前，陈云即领导地方部队开展剿匪斗争。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北满分局所属的松江、合江等五个省军区主动出击，沉重打击了土匪势力，迅速扭转了当时匪患猖獗的局面。与此同时，根据陈云的意见，东北局还派三五九旅和渤海军区第七师等精锐部队赴北满剿匪。截至1946年4月，北满65个县，我党已控制58个，到5月中旬，击溃土匪4万余人。剿匪作战的重大胜利，稳定和收获了人心，为进一步发动群众提供了基础。

树立典型，亲自指导发动群众工作。陈云选择在北满分局所在地宾县蹲点，亲自指导宾县县委发动群众的工作。起初，宾县工作也曾机械地照搬某些解放区的经验，效果并不好。后遵照北满分局指示，确定县委即是民委、民委即是农委的方针政策后，才克服了这个偏向。经过调查研究，宾县县委在了解了农民要求减租、惩办汉奸、盼我驻军等愿望后，即派干部迅速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发动积极分子应对反动分子的破坏，引导农民进行群众斗争，组织农民成立自卫队保卫胜利果实，这样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宾县就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陈云及时将宾县发动群众的主要经验进行概括和归纳，并迅速向北满其他地区作了推广。1946年5月底和6月初，《东北日报》连续发表了介绍宾县群众工作经验的系列文章，对北满各省迅速打开发动群众工作的新局面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在指导发动群众工作过程中，陈云发现宾县县委书记马斌做群众工作很有一套，并且善于发现和思考问题。比如，马斌通过调查，发现宾县的雇工人数很多，占农民总人口的60%，这一情况实际上反映了东北农村生产关系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将决定我们党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

陈云及时总结马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在《东北日报》上发表了《发扬马斌式的群众工作》一文，总结出马斌做群众工作的四个主要特点：一是出外工作，总是到最贫苦的群众家里去了解困难；二是领导群众斗争的办法是从群众的需要出发，群众要求清算即清算，群众要求减租即减租；三是发动群众斗争的办法是一切推动群众自己起来干，又斗又争；四是有接近下层群众的习惯，善于向群众学习，能摸到群众的心理。陈云号召：“每个县委书记向马斌看齐，每个县要出一个马斌，每个工作队员向马斌看齐，每个工作队里要出一个马斌，我们要求到处有马斌，马斌到处有。”

概括、推广“经济—武装—再经济”的斗争规律。凡事皆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那么北满地区发动群众的斗争规律又在哪里呢？陈云从马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中找寻到了答案，即“经济—武装—再经济”。

北满分局成立后，首先进行的是清算运动，就是从政治上打垮旧的政治势力。但陈云认为，清算运动只能是发动群众的桥梁，要想使农民在经济上翻身，最终还是要依靠经济斗争。当时，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是分配过去被日伪占有的开拓地和满拓地，向地主租地，实行减税，以及请政府帮助调剂农具和耕牛。陈云感到，如果不能满足农民的这些正当要求，我们党就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群众依然不能发动起来。1946年1月17日，陈云致电北满各省工委，指示将开拓地、满拓地“原则上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指出这只是分配敌产，并非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对地主的现有土地一律不动，只进行减租减息。这个政策一出台，北满各地迅速掀起一场分配敌伪土地的热潮。到1946年6月，北满地区的开拓地、满拓地基本分配完毕。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发出后，减租减息随即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土地改革运动在北满地区迅速开展了起来。

经过经济斗争，农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为保卫胜利果实，纷纷要求武装自卫。陈云及时抓住农民的这一要求，主张迅速搜缴地主土匪武器，分配给农民组织自卫队，使农民投入到了更深入的反奸清算斗争和再经济斗争中去。“经济—武装—再经济”这条斗争规律，经过陈云的概括和推广，对北满地区发动群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干部要丢掉汽车，脱下皮鞋，到农村中去。1946年2月，陈云在给北满干部作动员时说：“最近几月将是千载一时、十分紧急的时机。民主区的全部工作是农民工作，一切人力到农民中去，大官作小事。”他强调干部要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统统到农村中去。他还提出，能否深入农民群众，要作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一个重要尺度。

在陈云的主持下，北满分局采取了特定时间、地点内集中使用干部、发动群众的办法。譬如，1946年3月，北满分局将东北局派到北满的240名地方干部集中使用，分成三个工作团到木兰、通河、方正三县开展群众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三县发动群众工作成果辉煌，群众和农村面貌为之一变。一月之内，240名干部在当地培养出了250名新干部，当地干部和群众形象地把这种方法比喻为“老蝗虫”培养出了“新蝗虫”，并戏称之为“蝗虫政策”。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斗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北满根据地逐步建立并巩固起来，我们党在东北极端复杂的情况下站稳了脚跟。这些成绩的取得，与陈云为充分发动群众所作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陈云在领导创建北满根据地过程中关于发动群众的思考和实践，再一次印证了这样一个深刻道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始终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取得各种胜利的坚实基础。〔王为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