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娱乐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是很困难的，但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我们主要从晚会和秧歌、舞会来看边区的日常娱乐生活。

    （一）晚会和秧歌

    边区的晚会是有传统的，在苏维埃时期，“晚会的举行大部分都是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上，逢到纪念节日也必定是要举行一次晚会的。有时为了欢迎新来苏区的人物，我们也会特地预备了几次晚会。史沫特莱，外国新闻记者以及派拉蒙影片公司派来的那个摄影记者，都做过苏区晚会的参加者”。而且在苏区，晚会是唯一的业余娱乐活动，很受大家欢迎，“毛泽东、朱德和博古以及其他许多苏区重要人员都是晚会的热烈参加者”。（L.Insun：《陕北的戏剧运动》，《西北特区特写》，出版社不详，根据编辑后记出版社时间应为1937年，第70~71、69页）。“他们在工作时间之外，要召开生活检讨会和批评会，还要组织宣传，发动人民抗日。此外，还被物质缺乏和食粮恐慌的气氛包围着，所以需要一种休息，需要一种娱乐。这就是他们举行的文娱晚会。”（续约斋：《延安纪事》，《革命史资料》第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05页）。晚会成为苏区动员民众以及红军和机关工作人员休闲生活的主要方式。

    抗战时期，延安的各种晚会非常富有特色，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不同单位的各种晚会如期进行，如“每逢节日（如‘五一’、新年、新春……），马列学院必举行晚会，节目丰富多彩，话剧、京剧、合唱、相声……等等应有尽有，有的甚至轰动了延安”（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八小时之外》，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91页）。中央党校“每周末组织文娱晚会和舞会，每个班根据个人不同的爱好，组成秧歌队、合唱团，自编自演话剧、秧歌剧、快板等”（陈俊岐：《延安轶事》，第128页）。延安各单位的礼堂、大厅，新旧剧场乃至庙宇的戏台、单位的院落都成为举行晚会的场所，“普通市民较集中的新市场有常设的剧场，偶尔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也在八路军司令部的大礼堂公演。党政军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免费观看。”（〔日〕铃木传三郎：《当了俘虏去延安》，《日本俘虏在延安》，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中央大礼堂是举行晚会最多的地方，“在一些节假日，或为欢迎某位重要人物时，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肯定演戏 ”（高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点滴回忆》，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96页）。“逢到晚会，除非天下大雨，或大雪与大雪之后，山路不好走，大礼堂总是挤满了人，从来不会有一个空座位。”（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207页）。所以，在延安工作过的人几乎都有周末或节日在中央大礼堂看晚会的经历。

    抗战时期的延安，每逢重大事件或重要客人来都要举行晚会。如1938年三四月间，延安市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白天开会，晚上看文艺晚会，有天晚上演出的是秦腔《升官图》、《武家坡》，陈伯达陪同毛泽东也去看戏，场面十分热闹，也来了很多群众观看演出（黄俊辉：《柯仲平与延安民众剧团》，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40页）。1940年5月2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当天傍晚延安军民在南门外自发组织了欢迎晚会（茅盾：《延安行》，《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5位参议员访问延安时，在民众教育馆举行了欢迎晚会，“唱欢迎歌以后，接着音乐，秧歌剧，话剧，到夜半十二时才散会”（黄炎培：《延安归来》，国讯书店，1945年，第42页）。

    晚会是延安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举办十分频繁。如1939年5月5日，王恩茂“参加马列学院的晚会，纪念‘五五’马克思诞生，热闹一晚，半夜才回来”。次日是星期六，原定召开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但因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来延安，举行欢迎晚会，故旧戏剧晚会改期明日举行。”5月7日，王恩茂又参加了在“陕公大礼堂举行的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83、484页）。从王恩茂的日记来看，延安晚会举行之频繁，也说明晚会在人们娱乐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死气沉沉的村子因边区各种剧团下乡而变得活跃起来。如庆环分区农村剧校1940年上半年在陇东各地演出戏剧36场次（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1992年印行，第152~153页）。延安的剧团也利用农闲的冬季到边区各地巡回演出，送戏下乡。1938年冬，民众剧团在陕北个三边等地巡回演出，演出的剧目多达10余个（黄俊耀：《柯仲平与延安民众剧团》，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42页）。这样的巡回演出，一方面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起到了动员民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丰富了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根据地的文艺走上了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道路，使边区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更加活跃和丰富。边区不同层次的剧团和宣传队纷纷走向基层，为老百姓服务。如西北文工团1943年春节在陇东分区创作和演出的节目有《孙万福回家》、《模范城壕村》、《如此宁县》、《边区的一天》、《八路军和老百姓》、《钟专员和胡县长》、《马渠游击小组》等（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回忆录》，第241页）。延安大学、鲁艺工作团、留政工作团、民众剧团、文工团、评剧院等团体也分赴各区进行文艺演出。在边区，民众看戏的热情很高，不论演什么戏，在什么地方演戏，群众都很积极踊跃观看，“一听到说演戏或只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女的男的，老的少的，人山人海的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伸长了头颈等待看”（陕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西革命文化史料》（二），1992年印行，第21页）。可见，各种文艺演出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深受他们欢迎。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边区兴起了新秧歌运动，于是扭秧歌成为边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在延安经常从事于秧歌工作的，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在去年（指1943年——笔者注）开展秧歌运动一时期中，延安共有三十二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今年春节，延安市上竟成了秧歌大会，表演了近百个剧本，其中大半是民间秧歌队出演的。综计现在全边区共有六百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另据丁玲的估计，在边区人民中，每十二个人里面必有一个人是扭秧歌的。”（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10页）。新秧歌运动兴起后，秧歌成为边区民众最普及的娱乐活动。1944年春节，延安出动的秧歌队有27队之多，创作了150余种剧目（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新秧歌运动的普及不仅丰富了边区民众的生活，而且在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边区人民用自己的艺术，颂扬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歌唱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教育和改造了人民自己。”（《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47页）。通过秧歌把民众动员起来，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真正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二）周末舞会

    周末交际舞会最初是延安“上层”社会的主要娱乐方式。这种娱乐方式的引入与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有直接的关系，她在抗战初期访问延安期间，看到中共领导人单调的生活，就有了教他们学习跳舞的想法（《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59~160页）。在史沫特莱的鼓动下，交际舞成为延安中共高层业余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曾留学欧洲的朱德非常喜欢跳舞，“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第4~5页）。毛泽东的“舞姿就像散步一样”，毛对跳舞有独到的理解：“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他常常一边跳舞，一边和陪他跳舞的女教师或是女学生聊天，还喜欢开玩笑。”而周恩来的“舞姿格外潇洒、优雅、娴熟、堪称‘舞会王子’，鲁艺的师生们都对之倾慕”。（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第56页）。关于延安高层领导人的跳舞，毛泽东曾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侯，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他的兄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可见，中共领袖对交际舞会的喜爱与热衷。自从交际舞在延安兴起后，周末舞会就成为中共领袖经常性的娱乐生活。

    随着交际舞会在延安的兴起，部分中共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十分热衷于跳交际舞，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则被邀请作为舞伴，交际舞会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就变得另有所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这样延安交际舞会的意义就不同一般，“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的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梅剑：《延安秘事》（下），红旗出版社，1991年，第445、446页）。这一结局也实现了创办者的最初意图。当然，为大龄将军和革命者寻找伴侣只是延安交际舞会的一个插曲，这个插曲有了完美的结局后，交际舞会依然是周末比较高雅的娱乐生活，而且逐渐超出了“上流”社会的圈子，普及到了延安的各个角落。如齐肃在批评王实味的文章中说：“近来延安每逢星期六晚上，常常有跳舞晚会。”（齐肃：《读〈野百合花〉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4 月7日）。新华社“星期六组织跳舞晚会，博古、艾思奇等同志也常来参加……跳舞时没有乐队伴奏，就借用博古同志的唱片。”（温济泽：《回忆战斗的岁月》，丁济沧、苏若望主编《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82页）。鲁艺、马列学院是青年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舞会最盛行的地方。鲁艺既有音乐系又是文艺青年最多的单位，而且女生是最受欢迎的舞伴，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交际舞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和到延安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时常来鲁艺跳舞”（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马列学院在蓝家坪，那里的“周末舞会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平草软，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际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伴奏。更别致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缀着两个鲜红耀眼的绒球”。（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80页）。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之余，周末舞会成为人们放松的主要生活方式。

    在一些共产党人的眼里，交际舞是代表现代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东西，因此，交际舞在延安刚兴起就遭到了抵制，尤其是部分中共高层领导夫人对交际舞有着强烈的不满，贺子珍是反对最强烈的一位。毛泽东说：“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他的兄妹》，第178页）。随着抗日战争艰苦环境的到来，对延安交际舞会的不满从夫人们延伸到知识分子。性格开朗的女作家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写到：“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的眼睛都会望着她。”（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丁玲批评的是那些在延安的“舞星”，也包括江青（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如果说丁玲只是委婉地“捎带”地批评了热中于舞会的几个“舞星”，那么王实味批评的不仅仅是几个“舞星”，而针对的是整个延安的周末舞会，他的批评十分激烈：“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实味：《野百合花·前记》，《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王实味的观点很快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对王实味斗争的升级及对其问题性质的定性，他对交际舞会和延安其他问题的批评便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范文澜、（李）伯钊等对王实味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的话语进行了彻底的和无限上纲的批判（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伯钊：《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解放日报》1942年6月9、10日）。尽管王实味遭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但至少说明有一部分人是反对举办周末舞会这样的业余娱乐活动的。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基层社会的交际舞会则比较少了。

    经历了“王实味风波”后，舞会仍然回到了“上层”社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成为整风运动后交际舞会的主要场所，舞者主要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每逢星期六，王家坪照例要举行舞会，江青和愉快的叶剑英是舞会的中心人物。朱德是个跳舞能手”（〔俄〕彼得·巴·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第249页）。一位在延安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回忆说：“不论在杨家岭，还是枣园，中央书记处和机关举行周末舞会的时候，都是我们机要科的同志担任乐队伴奏，所以能比较多的见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高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点滴回忆》，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98页）。在延安的上层社会中，交际舞会还有着相当的魅力，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末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除了晚会、舞会等娱乐活动外，业余体育活动也是边区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边区机关单位和学校因陋就简进行业余体育活动，如各机关单位很好地利用延河作为水上和冰上业余运动场所（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 180页）。美国友人马海德（乔治·海德姆）晚年回忆延安时期的业余体育活动时说：“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跑步，做集体操。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做集体游戏。”（马海德：《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新体育》1980年第8期）。延河丰富了延安工作人员的业余生活。球类运动是延安业余体育活动最主要也是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几乎各个单位都有业余篮球队、排球队，有的还组成足球队。如马列学院组织的篮、排球队经常和党校等其他单位的球队比赛，“当时在延安轰动一时”（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以外》，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90 页）。八路军将领朱德、贺龙等不仅是跳舞爱好者，也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贺龙的120师篮球队在根据地是很有名气的，经常在延安同各单位球队比赛，从外地到延安参观的青年团也参加贺龙组织的篮球比赛（金希明：《陇东革命根据地的体育》，甘肃省庆阳地区体育运动委员会1987年印行，第43页）。朱德是延安的体育爱好者和组织者，“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体育比赛遍地开花，篮球赛、排球赛、足球赛、游泳赛等等”（王唯真：《矢志不渝的选择》，《抗日华侨与延安》，第81页）。体育活动不仅丰富了参与者的生活，也丰富了其他人的业余生活，如“延安的人们，热爱体育，每次球赛，热心的群众都从延河两岸拥向球场，球场边上的山坡成了很好的看台，坐的、站的人山人海，为两边选手叫好加油”（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80页）。这些都反映了体育活动在边区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