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抗日根据地一直是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史也开始受到关注。对于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探索，也有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作为构成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主要内容的社会生活，学术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以半文学、半学术的形式展现了1937年至1947年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书中过多地运用了纪实文学的写作手法，还够不上一本严格的历史学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著作）。因此，笔者从边区的穿衣、吃饭、娱乐活动等方面，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进行论述。

　一、边区的穿衣　

（一）普通民众的穿衣

由于受自然环境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影响，边区民众的传统衣料比较粗糙、简单。如庆阳民众穿衣以土布、皮毛为主，男女衣着“均不尚华美”（《庆阳县志》，1931年修，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96页）。不同性别、年龄、阶层的人穿着不同，男人穿满襟土布上衣，戴黑色圆顶瓜皮帽；女人穿自制土布浅色满襟宽袖上衣；乡绅、文人及富者着黑色绫绸或土布长袍，外套蓝色绫布或绸缎褂子，戴礼帽（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第3卷，兰州大学出版社，第942页）。在陕甘宁北部一些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地方，冬季以皮衣为主（秦燕：《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135、129页）。在抗战前，即使这样比较粗糙的服饰也只是比较富有的人家才有，大多数贫苦人家常常是无衣可穿。在经过土地革命的地方，农民生活也十分困难，冬季没有御寒之衣（《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188页）。抗战前边区只有极少数富有人家服饰比较好，普通民众以土布为主，而广大贫困阶层还是衣不蔽体。

抗战前期，虽然边区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农民穿衣仍然存在着困难，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域货物流通，几乎完全停止，除了消耗品，任何的必需品如布匹、棉花等都禁止运往边区”。布匹来源少，布价飞涨，购买布匹在贫苦农民家庭的支出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如对延安一乡20户新来移民难民调查，其买布开支占家庭总支出的66.8%（《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550页）。1941年1月对延安县赵家窑村调查，因布匹太贵，到了夏季农民将冬季的棉衣去掉棉花当单衣穿（《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农村调查记》，《解放日报》1942年1月13日）。定边县城区“人们在冬天穿老羊皮，盖的也是老羊皮，冬天盖有毛面，夏天盖有皮面”（《定边城区第一乡调查》（续），《解放日报》1941年9月20日）。张闻天在神府县农村调查报告中说：“在衣着方面，近年来布匹昂贵，买布做新衣的比从前少了。平常，一般农民，冬天穿皮衣皮裤（无面子的），冬衣里放羊毛。有衬衣衬裤的不多。平时穿的棉衣、夹衣、单衣旧的多，新衣服则留在过年过节时穿。戴帽子的很少，大都用白布缠头。”（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页）。这些都说明抗战时期根据地农民的穿衣因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而变得十分困难。

为了解决民众和党政军学穿衣问题，中共和边区政府发出了争取工业品自给的号召，一方面边区大力推广植棉，以增加生产布匹的原料，到1944年边区的棉花自给率已达到85%以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 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7页）。另一方面全面发动党政机关、学校、军队和民众开展纺织运动。由于边区政府的努力，抗战后期边区民众的穿衣得到了改善。如甘泉县农民刘海满一家原是全村“光景最差的”，全家“老少也都换上新夏衣了”（甘泉通讯：《三区雷家沟全村农家丰衣足食》，《解放日报》1943年7月25日）。李志成在“革命前双手空空”，抗战期间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1943年“夏衣用二十丈布，冬衣要三十丈布，现在已全部买回 ”（志丹通讯：《李志成生活富裕》，《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4日）。农民每年冬夏两季能有可换的衣服，在当时这种生活水准就算相当不错的了，但这也只反映了少数善于经营的新富农家庭的着衣情况。

抗战时期，边区乡村服装在式样上与传统服装没有多大差别。一位抗战时期到延安访问的作家描写了老百姓在冬天的穿着：男人头上包了一块毛巾（我们平常用的洗脸巾），在前面扎起两个结（同四川同胞用布扎头是不同的），不是我说笑话，真的像生了两只角。他们身上穿着一件翻转绵羊皮，也不用布缝就是干干脆脆的一只皮，下身穿着棉裤，裤角管用带束住，腰里面束了一根带子。包括到延安参加会议的边区乡村干部“有穿着短衣裤，农民的老百姓服装，戴着毡帽，神气十分质朴”。（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1940年，第304、208页）。边区政府推广植棉和发展毛纺织运动，在产棉的地方民众服装以土布为主，而养羊多的地方民众服装以皮毛为主，当时边区农村的衣着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二）党政军学的穿衣

延安是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中心，八路军制服成为延安城里党政军学“统一”的服装。“除了老百姓而外，八路军与边区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穿青布军装。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215页）。中共领袖也不例外，毛泽东经常“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 ”（〔俄〕彼得·巴·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5~6页）。从海外来到延安的华侨也脱掉了洋装，换上了粗布衣服，“穿的是土布衣裳，冬天穿的毛衣、毛袜，是自己纺的或用手捻的毛线织成的”（郭戈奇：《在延安岁月》，《抗日华侨与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 页）。边区领导人和普通人员的衣着也有差别，主要表现在衣服质地和口袋数量的不同，“少数干部和教师也发延安产粗毛呢服，只是学员的上衣是三个口袋，干部教师的上衣是四个口袋”（常青山：《一九四五年的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472 页）。在边区党政军机关和学校的妇女也身着军装，“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皮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有的还打起绑腿”（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77页）。在延安城里，革命男女都身着八路军制服，于是斯诺说：“在共产党人之中，你很难区分谁男谁女，只是妇女的头发稍长一些 ”（〔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第302页）。在延安城内如果是外来的知识女性，穿着其他颜色、样式的服装几乎成了奇装异服，会引起人们异样的目光（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76页）。所以，星期天的“延安城内行人如云，鲁艺的，抗大的，陕公的，女大的，满街都是一色的灰军装”（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尽管如此，参加了八路军的女青年的爱美之心依然有之，以穿鞋为例，延安的“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韦君宜：《延安的时装》，《我对年轻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从着装上看，抗战时期延安革命青年的服装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