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3日出席“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时称，中国经济从趋势上来讲，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为此，他提供了一组数据，如非国有企业2005年占企业总数的89.89％，去年提升至95％。（《重庆晚报》11月24日）

今年以来，“国进民退”一语被提得特别多。这与国企、民企受金融危机波及后不同的抵御风险能力及表现有关，更与某些企业、行业间出现的民企退出的推波助澜有关。国家统计局局长郑重其事地用数据来反驳“国进民退”说，也可见此说已经在舆论的话语权争夺中处于怎样的地位。

“国进民退”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且越来越像一顶政治帽子，谁戴上就意味着谁在开历史倒车，由此甚至还能衍生出“与民争利”、“违反宪法”等更具杀威棒效力的话语——在山西正进行的“煤改”中，温州煤老板利益受损，由此上演的不就是这样一幕吗？当现行的所有法律、制度通道都不足以维护自身利益时，大喊“国进民退”，总能使社会上顿生肃杀气氛，悲情四起并引来无数同情泪。

“国进民退”的前身是“国退民进”，整个改革开放的经济史就可以浓缩为这四个字。对于“国退”的底线，国家在2006年年底曾明确规定，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而此前，“企业改制”已推行多年，一批企业纷纷打着国际化旗号急速改制，并购国企、MBO更是大行其道，不少人在“国退民进”的财富盛宴中狂欢。回顾这些并不太久远的历史是想说明，即使在操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坚决推行“国退民进”依然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民营资本本能地无限接近“国退”的底线，以便打开进入七大行业的通道，由此引发的政策与资本争夺，也是必然。当下所谓“国进民退”，其实正是这场争夺战的前哨，处于弱势一方的民企及其支持者放出一个检测民意、寻找政策底线的“试探”气球，以观后效。

更多时候，“国进民退”还起着挟舆论向政府施压以寻求更多扶持政策的特殊作用。11月18日，经济学家许小年在2009年中国企业管理高峰论坛上表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调整结构，改变现在国家贷款和财政资金向国有企业倾斜的现状，给予民企更多生存空间。媒体将此呼吁浓缩为“国进民退现象急需改变”十个大字，可谓意味深长！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非国有企业数量的增多，并不必然表明其经济实力的强大。即使统计数据从数量上证明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难道中小企业就可以不关心、不扶持了吗？撇开这些核心问题，过分渲染“国进民退”，反倒转移了议题重心，除了能增加经济政策走向的民粹化争论，人为增加政策抉择的政治性含量外，看似气势汹汹，实则于事无补。

其实，“国进民退”除了越来越像顶帽子，不断地由自我标榜为自由经济主义者的人随意派发外，更像一个情绪宣泄孔——包含了不安、焦虑、贪婪、不甘等——只是显得更加冠冕堂皇，找到了“政治正确”的感觉。这种感觉成立的前提是认为只能“国退民进”，不能“国进民退”。为什么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连横合纵只能是单向的，而不能是双向的？恐怕这依然是一个需要各方重新寻找共识的焦点问题。（高永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