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970年12月26日，人们特意选择了毛泽东生日这一天，把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送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编入中国海军序列。毛泽东发出的“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正在变为现实
核潜艇技术研制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表、附件达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总长90余公里，管道总长30余公里。不仅要研制紧凑可靠的艇用核动力装置，选好适于水下高速航行的艇体线型，而且要装备保障艇员长期水下工作和生活的空调、空气再生、净化系统、水下导航定位系统、远距离隐蔽通信系统、水下远程警戒、搜索、侦察、通信、目标定位的综合声纳系统，以及与潜艇的作战使命相适应的反潜鱼雷武器系统。
然而，困难再多也吓不倒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在没有资料可以借鉴，研制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发挥聪明才智，硬是解开了一个个难题，攻克了一道道难关。客观上，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的生产工艺比较落后，要想将这么复杂的工程一次研制建造成功，要想在核潜艇有限的耐压壳内布置数以万计的设备、仪表、附件，并通过管道、电缆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困难极大。
怎样解决这个难题？719所的设计人员和核潜艇制造厂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办法，建造一个1∶1的核潜艇模型。两家密切协同，用一年多时间建造了一个1∶1全尺寸钢木模型。有了这个全尺寸模型，设计、安装人员和部队使用人员通过现场设计、模拟安装、模拟操作，反复推敲，不断调整，发现和解决了大量安装、维修、操纵等方面的问题，确定了全艇设备、仪表的布置，管路、电缆的走向及耐压艇体上1000多个开孔位置，保证了总体施工设计的一次成功。
核潜艇的心脏是动力装置。为了研制核潜艇的动力装置，核潜艇工程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提出，先搞一个陆上模拟、定型，再原样复制到核潜艇上去。这个建议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最后，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拍板，为了核动力潜艇一次建造成功，必须建立陆上模式堆。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解放军派出大批部队支援陆上核反应堆试验场的基本建设。到1969年下半年，共有上万军民云集西南某地，建设核潜艇陆上模式堆。
1970年4月，数万台设备、数不清的零件联在了一起，一个庞大、复杂、精密的核动力系统建成了。5月1日，陆上模式堆开始试车。试车结果表明:陆上模式堆工程良好，具备了开堆试验的条件。
至此，核潜艇研制已经基本通过了设计、安装、调试、操作四道关，就剩下最关键的试验关了。
1970年7月6日，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启堆试验时间改为7月18日。
7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地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听取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关于陆上模拟堆启堆运行试验问题汇报。汇报由彭士禄主讲，聂荣致、叶剑英元帅参加。
听完汇报，周恩来说:“你们说已经过了设计、安装、调试、操作四关，剩下的是最关键的试验关，你们要注意，千万不要认为已经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不在乎了。哪个环节不注意，都有可能出问题。科学试验就是要有敢想敢干的精神，可能要付出牺牲的代价。只要你们尽一切可能努力了，就是失败，我也不责怪你们，总结教训再继续干。”
周恩来接着指出:“指挥一定要高度集中，要有‘三性’，各自坚守岗位，事故处理的次序、步骤都要准备好。”“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周恩来不仅主持会议作出重大研究试验的决策，而且还十分关心试验的每一步情况。他亲自指派飞机运送参试人员、询问气象情况，要求有什么消息要随时报告，确定启堆时间后须马上报告；启堆后，电话线路必须保持畅通。当接至报告启堆时间后，又给试验人员打来电话:“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把工作做好为原则。”
陆上模拟堆启堆运行试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试验，也是一次向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现代科学技术之峰的探险，是我国前所未有的开拓性探索。人们那种急切、激动、欣喜、担心甚至恐惧的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面对着的是一个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的核潜艇动力模拟堆啊！是对“核老虎”的试验啊！而进行核试验中那些触目惊心的事故并不鲜见。
我们知道，如果装有铀235的两个半球接近达到临界点，就会引起链式反应。美国核物理学家哈里·达格尼安在一次进行可裂变物质试验时，不慎就引起了这种反应，幸而他在千钧一发之际切断了辐射源，他自己却在战胜魔鬼的一刹那被魔鬼夺去了生命。还有一个科学家叫路易斯·斯特洛金，当他把两个有裂变物质的半球置放在一根金属棒的两端时，由于不慎两个半球靠拢了，发出了耀眼的蓝色火花，又是幸好他及时发觉，猛扑过去把它们的距离拉开。但他自己却中了大量射线而不幸身亡。而在1958年，前苏联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一次核武器试验中钚的装置发生了不测，事故造成的反应堆裂变产生的放射性污染殃及周围1500平方公里。1960年10月17日，苏联拜克努尔火箭发射场上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悲剧:在向夏威夷以南1000公里海区发射洲际导弹时，火箭未脱离发射台就发生了猛烈爆炸，在现场督阵的苏联元帅、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火箭部队司令米·伊·湟杰林和几十名将校级火箭专家被当场炸死；1967年，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在发射前的一次试验中发生火灾，3名美国宇航员丧生，飞船部件悉数烧毁。
这些事故，当然使人们震惊不已，同时也担心这些悲剧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演。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召见核潜艇研制人员，正是这种高度责任感的证明。而对于担当设计研制任务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就更加不安地揪紧着他们的心。
1970年7月18日18时，模拟堆开始升温升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反应堆的功率也在一点一点缓缓提升，在场的领导和科技人员都瞪大眼睛，观察着中心控制台那一排排熠熠闪光的信号灯和不停转动的仪表，观察着已经启动起来的反应堆。一个个操作人员瞪着明亮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仔细地记录着各种试验参数，大厅气氛格外紧张。
就在同一时间，在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里，周恩来通宵达旦，一连10多个小时，每隔一会儿就打电话询问试验情况。试验现场的信息通过国防科委及时报告到总理那里。当将测量仪表脉冲管漏水、停堆检修的情况和第二次升温升压的时间报告总理后，总理再次明确指示大家:“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必须全力以赴，丝毫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参数。”
之后，参试人员排除了故障，继续进行试验，至8月28日，反应堆达到额定功率，主汽轮机超过原定设计指标，核动力装置其他各项主要指标也基本上达到或超过原定设计指标。8月30日18时30分，负责试验的指挥长激动地宣布，反应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试验成功了，中国核潜艇的心脏如同饱经忧患的胎儿，终于分娩成功，诞生出世了。人们欢呼着，跳跃着，庆祝这一历史时刻的降临。
核动力反应堆试验成功后，即进行核潜艇的下水组装。
1970年12月26日，人们特意选择了毛泽东生日这一天，把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送下水。
核潜艇下水，在船坞中完成了最后的安装收尾和初步调试工作。接着，将进行一次全面考察核潜艇研制是否成功的码头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
1971年4月，核潜艇开始进行系泊试验。试验开始之前，周恩来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汇报。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等参加。听完汇报后，周恩来就这次试验的指导思想、组织指挥、任务分工、步骤方法以及注意事项等，都一一作明确的指示。他再次强调；“试验先码头、水面、浅水，然后再深水，分四个阶段，每阶段都要把试验工作做好，要组织好。”“码头试验由六机部管，边疆(六机部副部长)你要负责呀，不要以为船下水就没有事了，要把码头、水面、浅水、深水四个阶段的试验做完，搞好了才能交船。二机部对堆要负责，你们耍派人到那里去帮助检查，要共同负责把这件工作做好。搞一件事就要搞成。”
9月初，核潜艇完成码头系泊试验后，就要进行航行试验时，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有人又把核潜艇工程与林彪反党集团挂上钩，说它是“黑工程”。军委叶剑英副主席知道后立即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副主席气愤地说:研制核潜艇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周总理亲自抓的一项重要工程，是红工程，谁说是黑工程呀！并当面指示列席会议的肖劲光司令员等领导同志:你们要继续支持核潜艇工程。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也补充插话。余秋里还对列席会议的周希汉副司令员说，你要继续抓好核潜艇工程，有什么困难，可直接找我帮助。在关键时刻，中央领导同志鲜明的态度，一举廓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雾障，核潜艇航行试验得以正常进行。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便把核潜艇工程作为一件大事来抓。1972年，叶剑英为了减轻身患癌症的周恩来的负担，对过去由总理亲自掌握的核潜艇工程抓得更紧、更具体。3月31日，叶剑英、李先念和李德生等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听取关于反潜鱼雷核潜艇航行试验情况汇报，并观看了记录核潜艇研制和航行试验等情况的影片。影片一放完，叶副主席就首先站起来鼓掌，高兴地向在场的科研人员说:“核潜艇搞出来了，人民感谢你们。”
当年6月，核潜艇计划进行水下发射试验导弹模型弹。试验前的6月4日，叶剑英、李先念等召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听取汇报。听完汇报后他说:“就按你们的计划进行试验。试验一定要组织好，不要出事故，不要砸了艇，把艇砸坏了就起不来了，打捞救生船要准备好。”7月4日，叶剑英又一次召集军委办公会议，听取核潜艇研制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研究反潜鱼雷核潜艇定型问题。他进一步强调说:“核潜艇研制成功了，是参加这项工作的工人、设计人员、科学工作者、海军和各方面人员努力的结果。你们把试验情况写个报告。核潜艇定型问题，是海军的事，调查组回来了，海军党委同意定型就写报告。我们讨论之后，还要报告总理和主席，中央点头批准了就可以定型生产。”
1972年8月15日，在经过一系列缜密细致的检验和测试后，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首次驶向试验海区，开始进行航行试验。到1973年4月，共出海试验20余航次，核反应堆运行了数千小时，主机运行了数百小时，累计航行几千海里，完成了绝大部分试验项目。整个海上试验表明，中国自行研制的潜艇核动力装置是成功的。
1974年1～4月，第一艘核潜艇继续进行检验性航行试验，试验证明，运行情况良好。至此，核潜艇可以交付部队使用了。
中央军委决定，中国第一艘核潜艇1974年8月1日交付海军使用。
交接仪式上，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国产第一艘核动力鱼雷潜艇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长征1号艇”，编入海军序列。
六机部副部长刘放、海军副司令员高振家分别在交接书上签字。
核潜艇首艇第一任艇长杨玺从高振家手中接过军旗，然后庄重地把它插在了“长征1号”的塔状舰桥上。
这艘具有同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核潜艇此时此刻正静静地卧在军港里，全艇分为7个舱，指挥台围壳在二舱上面，潜望镜及各种天线升降都由这里伸出。远远看去，艇的外形像一条灰色的大鲸鱼。
面对眼前这激动人心的一幕，肖劲光司令员想起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件事。
那是建国初期，他到甲午海战旧址刘公岛视察工作，可是偌大一个海军司令，却没有自己的军舰可以出海，只好租借渔民的渔船。渔民大为不解，问他:你是海军司令，怎么还要租借我们的船呢？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海军必须有自己的舰船，必须有现代化的舰船！今天，这一切不正在一步步地实现吗？看到这一切，肖劲光大将热泪盈眶，那双注视着“长征1号”的眼睛久久不能离去，那只行举手礼的大手久久不愿放下。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多少科技工作者付出了心血，多少保障人员付出了艰苦细致的劳动。现在，建造者们都站在了长征1号面前，他们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欣慰和自豪。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并交付部队使用的情况报告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缔造者之一的朱德委员长那里，他兴奋异常，欣然决定要到海上亲自检阅核潜艇。8月19日上午8时，朱委员长在海军肖劲光司令员陪同下，驱车来到码头，稳健地登上了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驱逐舰，向大海深处驶去。上午10时航行到操演海区，朱委员长登上军舰指挥台，坐在中央的一张高脚椅上，开始检阅操演的潜艇。这是核潜艇交付部队使用后，第一次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驶到朱委员长面前，进行各种操作表演。它时而飞驶向前，时而倒车后退，运动自如，操作熟练。朱委员长高兴地问；“这艘艇完全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吗？”肖劲光司令员自豪地回答:这就是我国自力更生制造的核潜艇，艇上所有设备，没有一件是进口的。朱委员长听后十分喜悦地鼓励道:海军现在有很大变化了，这是走自力更生这条路的结果，我们要继续走这条路，把海军建设推向前进。朱老总还高兴地挥笔题词:“增强革命团结，加速海军建设。”
中国第一艘反潜核潜艇研制成功后，又于1981年春研制成功第一艘导弹核潜艇，并于1983年8月加入海军的战斗序列。
中国拥有的核潜艇，其战斗能力如何，远航和深潜是检验核潜艇战斗能力的两个基本指标，也是在世界核潜艇大家庭中争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指标。世界核潜艇家庭中，因各种事故沉没的潜艇已有113条之多，核潜艇也已经有了好几条，这些事故大多发生在长航和深潜中。中国的核潜艇研制成功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全部自行研制建造的中国核潜艇，要向世人回答的问题还很多:核动力反应堆能不能经受反复无常的大洋的考验？海上最大自给力究竟有多大？深潜性能如何？深水之中武器性能如何？
为了真正检验中国核潜艇的战斗能力，1985年11月25日至1986年2月28，“长征号”核潜艇出海进行最大自持力考核试验，航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长航时间超过了美国“海神”号，其中大部分时间为水下航行，最长一次水下连续航行25昼夜，经受了被称为“水下长征”的考验。
实践证明，中国核潜艇是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核威慑力量。毛泽东发出的“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正在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