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我们有了，你们就有了；我们可以组织联合舰队。对此，毛泽东愤然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为加速实施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央军委于1959年11月决定:核动力由二机部负责，艇体和设备由一机部负责，海军负责抓总。据此，海军修造部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组，对艇总体设计进行了探讨研究。
中国人自己研制导弹核潜艇，在很多人看来，真可谓是“天方夜谭”。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常规潜艇还处于襁褓之中。
1953年夏，中国海军才装备第一艘常规潜艇。这是一艘c型潜艇，服役年限已过60年，浑身伤痕累累、锈迹斑斑，而且“缺胳膊少腿”，并失去了自身动力，根本无法航行。就是这艘常规潜艇，还是1949年毛泽东出访前苏联时，通过和苏联会谈，由前苏联政府赠送的。尽管如此，人民海军总算有了走向海洋的第一代现代兵器。1954年6月19日，我国又从前苏联购买了两艘旧式潜艇，分别命名为“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同年7月又购买了另外两艘潜艇。之后，我船舶工业就开始了常规潜艇的仿型设计、建造工作。直到1969年5月，我国海军才正式用上了全部由国产材料、设备建造的常规潜艇。
在连常规潜艇都不能自主研制的情况下，上马研制导弹核潜艇，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核潜艇的研制是和其他核武器的研制同时进行的，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懂核技术的人才。除了少数几个科学家懂得核科学之外，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对核的了解还很肤浅。而美国和前苏联虽然已经制造出了核潜艇，但其技术属于高度核心机密，中国根本不可能得到。我国核潜艇在研究之初，研究人员手中只有两张外国杂志上发表的有些模糊的核潜艇外形照片，至于核潜艇的内部结构和核动力装置，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研究人员不仅缺乏起码的关于核潜艇的资料，而且当时的研究条件极为落后，没有高性能计算机，也没有先进的测量仪表。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偶然发现有人从境外带回一个玩具潜艇，我们也反复揣摩、研究，想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研究条件下，核潜艇总体组靠集体的聪明才智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于第二年就拿出了核潜艇总体方案的构思。
中国核潜艇研制计划刚刚提出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间，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聂帅当初提出计划时考虑的措施之一。
1958年10月，中国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代表团访苏，达成了从苏联引进部分海军装备的协议，并于1959年2月4日正式签订。这就是著名的《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方面向我方提供了常规潜艇的技术资料和设备，派遣专家帮助中国制造，让中国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和几种舰艇等。尽管苏方对校潜艇的技术资料十分保密，不肯吐露实质性的内容，但还是回答了一些关于核反应堆方面的枝节问题。
赫鲁晓夫之所以对中国还比较友好，是因为当时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比较激烈，赫鲁晓夫为稳定自己的地位，还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然而，随着赫鲁晓夫自感地位已经稳固后，他那唯我独尊居高临下强加于人的面目就逐渐表露出来。正是他这种老子天下第一，要加强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控制”的立场，导致了中苏之间关系的破裂。
赫鲁晓夫任职期间，曾两次来华访问。关于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赫鲁晓夫在《最后的遗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们刚刚开始建造柴油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时，我们的海军部门便建议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能同意在中国建立一座长波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与在太平洋航行的我国潜艇部队保持通讯联络。”为此，赫鲁晓夫指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进一步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
关于当时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建立联合潜艇部队的内幕，在美国某大学国防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供职研究核潜艇的美国教授约翰·威尔逊·刘易斯是这样讲述的:
“早在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拉季翁·扬·马利诺夫斯基已写信给彭德怀，倡议在1958至1962年间中苏联合建造一个长波无线电传输中心和一座远距离无线电接收装置。苏联将为这两座装置提供70%的资金。北京把马利诺夫斯基的建议看作是一种‘控制我国情报和保密通讯’的企图而予以驳回。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独立自主权的问题。在他们的自力更生定义中，这属于控制企图。因此，彭德怀于1958年6月12日通知苏联国防部长，表示中国同意利用苏联的技术援助，但由中国人自己花钱建造这两座装置。7月11日，莫斯科突如其来地抛出了一份协议草稿，主张两国联合经管这两座通讯台站，而由苏联支付全部费用。北京方面对这份草稿作了大量修改，中国人表示要建立并拥有这两座无线电通讯台站，并仅就他们不能制造的设备和材料向苏联发出订单。
“随着紧张关系的升级及两国对草稿的针锋相对的做法……苏联选择这个时机向中国提出一项补充建议，要求建立一支联合潜艇部队，从而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周恩来6月28日的信要求为中国海军提供更多的技术援助，使莫斯科以为中国人准备与他们打交道，并且只能提出一种折中方案。7月份，苏联大使尤金拜访了政治局委员刘少奇，谈论了关于中国要求援建核潜艇工程的问题，尤金趁机兜售克里姆林宫关于建立一支中—苏潜艇部队的反建议。
“7月21日，正值双方误解达到顶点的时候，尤金拜会了毛泽东。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询问中苏两国建立联合潜艇部队的可能性。毛泽东问道:‘首先，我们应明确指导原则。你们的意思是我们应该靠你们的帮助来建立这样一支潜艇部队，否则你们就不给我们援助？’彭德怀出席了这次会见。当议题转入无线电通讯台站时，彭德怀重申中国反对建立这个长波台，他说:‘所有权应属于我们，否则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毛泽东又进行了补充，明确地指出肯定‘不赞成组织一个军事联盟’。
“翌日，尤金和毛泽东再次会谈。这位中国领导人反复重申反对建立长波无线电台，并声称:‘建立联合潜艇部队是一个涉及中国自主权的政治问题’。毛泽东看着尤金，愤怒地大声说:‘在政治立场上，我们丝毫不会让步……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得不说你们已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扩展到中国海疆了。’这次会谈之后，尤金电告赫鲁晓夫说:当苏联的建议被提出时，毛泽东喊道:你竟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个建议是对我们国家尊严和主权的侮辱！”
就此事，赫鲁晓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很显然，毛泽东完全没有尊重尤金……当他和毛泽东在哲学方面发生意见冲突时，作为一个大使，尤金软弱并且是一个很糟糕的外交官……他使我们感到不满意。”
很显然，赫鲁晓夫以为此事没有办成，是因为尤金无能，他决定亲自出马。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会谈中，赫鲁晓夫出人意料地要求中国政府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台的建议”。赫的这一意图控制中国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提出中断对中国的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以施加压力。
9月30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再次来华访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赫鲁晓夫这次是在第一次访美后来到中国的，他在戴维营刚刚与美国总统举行了会谈，并参观了美国的核潜艇。赫鲁晓夫在参观中对美国的记者吹嘘说:“我们苏联的核潜艇，比你们美国的核潜艇数量又多，速度又快……”
当然，赫鲁晓夫这次到中国来，决不单单是参加新中国的十周年庆典活动，他是抱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继续要求中国同意苏方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与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台的问题。果然，在苏联代表团到达当天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会谈的场面是这样的:
赫:毛泽东同志，我们关于建立这个联合舰队的建议，不知道你们做了进一步考虑没有？
毛:不行。这个建议，我们早就答复过你们了。
赫:那，关于在你们这里设立长波电台的事呢？
毛:不行。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赫:毛泽东同志，我们将给你们建电台的钱，对我们来说，电台属于谁无所谓的，只要我们能用它同我们的潜艇保持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电台送给你们——我们只希望尽快建台。
毛: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赫:我们的舰队在太平洋游弋，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最好能达成一项协议，使我们的潜艇能在你们的国家里有一个基地，以保障加油、修理和舰员上彼岸休假……
毛:我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赫鲁晓夫同志！
赫: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相互合作、供应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双方沉默了片刻后，性情较为急躁的赫鲁晓夫又重复了上面的话。不过这一切都打动不了毛泽东，他挥了挥他那巨大的手，说出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儿来，过去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我国的领土。
会谈中，中方提出希望苏方不要中断1957年10月15日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的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技术方面援助中国协定中所规定的项目，并再次提出核潜艇技术问题。
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苏联有了核潜艇，你们就有了，我们可以组建联合舰队。
就这次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我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曾经向我提出要帮助他们制造核动力潜艇，我对他这种异想天开只是一笑置之。
“我诚恳地告诉他，核动力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
“还没有等我说完，毛泽东就激怒起来。
“接着我告诉他，希望在他的港口设立长波电台，中苏组成联合舰队以便于核动力潜艇在沿海进行活动。
“毛泽东更加愤怒，他突然站了起来，挥舞着他那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支援我们，我们自己搞。
“这样，谈判不欢而散。”
10月1日这天，赫鲁晓夫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同中国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他指着正在天安门前通过的民兵方队说:“这，将是核导弹下的一堆肉。”接着他阴沉着脸告诉毛泽东，苏联准备撤走所有援华专家。
话说到这个份上，由苏联援建核潜艇之事不用再提。毛泽东愤然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成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勇当先，拼命搞出中国核潜艇的源源不竭的动力。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中苏关系开始全面紧张。到1962年，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原子能专家。全面依靠前苏联技术的原子弹研制工作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此时，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以及政策上的失误，从而使整个经济建设处于最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号召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坚决走自力更生道路的同时，经过冷静的思考，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建设八字方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国防尖端技术问题，根据当时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状况，确定国防科研工作“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把研制原子弹、氢弹放在第一位，其他项目都要重新进行调整以缩短战线。
根据这一方针，海军与有关工业部门一起分析了海军装备建设面临的矛盾和形势，大家认为，在当时科研力量不足和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海军要集中力量仿制改进几种型号的常规舰艇，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本着少花钱、少用人的原则，集中力量进行几项技术复杂、周期长的关键项目研究，其他项目暂时停止。当海军和二机部将这一意见上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审批了这个报告，决定先集中力量搞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项目先暂时下马。并明确指出:科学研究是长期任务，应该保留一部分少而精的骨干力量，集中研究解决核潜艇的一些关键项目，以便发展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为下一步恢复研制做准备。
面对这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大家默然无语。陈毅元帅还是舍不得下马，提出:“我不赞成这方面的缩减，而赞成继续进行钻研，不管要八年，十年或十二年，都应加紧进行。”
然而，无论人们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以当时的国力确实无力同时支撑原子弹和核潜艇这两个大摊子，核潜艇工程最终还是下马了。
核潜艇工程下马之后何去何从？海军领导和舰艇研究院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做了多次研究，舰艇研究院院长刘华清和政治委员戴润生还向聂荣臻元帅做了汇报。中心意见是:我国的原子事业应由两大块组成，一是原子武器，一是原子动力，从长远考虑，核工业动力潜艇研制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重新上马，困难更多。一句话，核潜艇工程的种子要保住，只要种子还在，就不愁没有开花结果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这份报告，与这份报告同时上报的还有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份报告，二机部也不希望核潜艇工程彻底下马。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开会进行了慎重研究。
1963年3月，中央专委决定，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保留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和艇总体等关键项目的研究，为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完成设计试制核潜艇作技术上的准备。
50的多人队伍，承担庞大的核潜艇工程，显然力不从心。但是以总工程师彭士禄为首的核动力研究室已经很满足了，他们坚信核潜艇工程还会有重新上马的一天。他们边学边干，为核潜艇工程作理论上的准备。在渤海湾望海寺旧址上，有几排平房，彻夜灯光通明。这里住着留下来继续研制核潜艇的科技人员。天，是那样的寒冷，没有煤火取暖，房里冷得像冰窖。粮，少得可怜，不能维持一个人的正常需要，经常饿得肚子咕咕乱叫。“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去战胜任何困难，他们每天忍饥挨冻通宵达旦地埋头工作。为了培养科研力量，彭总工程师和蒋滨森等几个了解核动力的专家给全研究室开了5门课:反应堆物理、工程热力学、自动控制、结构以及动力装置。
这50多人就是核潜艇工程的种子！他们惟一的愿望是尽快渡过这段暂时的困难时期，努力创造条件，积蓄力量，争取早日使这一尖端项目重新上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