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都和顾晓梦一样，美丽机智、勇敢无畏
近日，影片《风声》的热映，引发了人们对谍战女英雄的怀念——这些传奇女英雄大多容貌美丽、出身名门，而又胆略过人、对革命满腔热忱。10月16日，《风声》主角之一、著名影星英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风声》算是我向我的姑奶奶致敬的片子吧。”英达坦言，在片场，看着周迅演的顾晓梦，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姑奶奶英茵，心情很复杂。
其实，在顾晓梦的身上，重叠了多位谍战女英雄的影子。
特工、演员，双面人生——英茵
在抗日谍战前线出生入死；平时活泼任性，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所；但在关键时刻，为了信仰不惜牺牲生命……英茵的经历，确实与顾晓梦极为神似。
英茵原名英洁卿，1916年生于北平。她身世显赫，父亲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曾创办《大公报》及辅仁大学，母亲爱新觉罗·淑仲也是皇族，哥哥英骥良12岁便到剑桥留学，回国后任辅仁大学教授，是与钱钟书比肩的语言天才。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是她的侄子，英达则称她姑奶奶。
俊美、活泼的英茵自幼喜欢歌舞、演戏，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就孤身奔赴上海，1936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相继在《生死同心》、《十字街头》等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
“七七”事变后，英茵随一支抗日演剧宣传队自上海出发，沿途宣传，几个月后到达重庆。不久，她受导演费穆邀请，回到抗战最前线——孤岛上海，在那里结识了国民党驻沪专员、军统的抗日秘密工作者平祖仁，与之相交甚密。
1937年底，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英茵也随平祖仁赶回重庆，继续活跃在银幕、舞台之上。此时，英茵与平祖仁的关系更为亲密，频频携手出游，有时竟会连续数月闭门谢客，在外人眼中，完全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1939年冬，英茵从重庆突然消失，不久后，她在上海重新露面，平祖仁随后也出现在上海。一时间，关于英茵“为情私奔”的各种流言充斥重庆的大刊小报，就连香港媒体也对此大肆渲染。但英茵却仿佛局外人一般，对一切说法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每天还是照常演出、排练，只是每一次都来去匆匆。神秘的行踪，让同事们琢磨不透。
1941年4月，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英茵虽然还继续演戏、拍电影，但不断被日本人带走审问。次年1月8日，平祖仁被枪杀。英茵强忍悲痛，领回平祖仁的尸体，将他安葬在万国公墓，并在他的墓地旁为自己预留了个“位置”。也许那时，她就已预感到了死亡即将到来——和电影《风声》中踏进裘庄的顾晓梦一样。
1月19日，平祖仁去世后仅仅10余天，年仅25岁的英茵将自己反锁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内，用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掺和了大量安眠药，全部喝光自杀身亡。自杀前，她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留下一封隐晦的遗书：“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丧葬费，我想可能够了。”
英茵死后，人们按照她的遗愿，将她埋葬在平祖仁墓旁。
英茵自杀所引发的轰动，不亚于阮玲玉之死。而她遗书中那个省略号，也成了不解之谜。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第二年，答案才慢慢揭晓——
1939年，平祖仁由于工作出色，被提升为负责上海对日情报战的站长，英茵也成了他手下得力的情报工作人员，她离开重庆奔赴上海，就是为配合他搜集日军情报。表面上的演艺工作，以及故意做出的“私奔”假象，都是为掩护身份所放的“烟雾弹”。有资料表明，至少有7件重大谍报案和英茵有关，她乔装舞女，先后诱骗了9名日寇及汉奸到预定秘密地点，再交由谍报人员予以处决。因为其谍报人员的身份已被日伪怀疑，再加上不断受到盘查传讯，英茵选择了以死来保守秘密。那个省略号，就是怕日本人找麻烦才隐约其辞。
英茵去世时，著名作家郑振铎就在上海，抗战胜利后，他在《蛰居日记》一书中专门为她与平祖仁写了篇文章，并感叹：“这是一出真实的悲剧，可以写成伟大的戏曲或叙事诗的，我却只是潦草地画出一个糊涂的轮廓。”
巧传情报，英勇就义——张露萍
纤弱身躯，却受尽酷刑；奋不顾身，只为挽救危局于万一……《风声》中顾晓梦面对死亡的决绝，让人们不难想到现实中另一位谍报女杰——张露萍。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21年生于四川，在成都读书时曾改名余硕卿，1937年被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改名黎琳，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经组织批准，她与中央马列学院政治经济研究室的李清结婚，同年10月，她告别新婚爱人，到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接受叶剑英领导。
就在黎琳到达重庆前不久，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军官张蔚林、重庆军统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刚结伴投奔中共南方局。冯传庆管辖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张蔚林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二人被发展为秘密党员后，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军统中的情报小组。如此重要的阵地，急需有效地组织和维护。于是，黎琳被秘密派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她的任务有三项：领导张蔚林、冯传庆；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择机在军统内部发展党员。为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叶剑英等决定，让18岁的她化名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出现，然后找两间房子，布置成一个家，让张蔚林也搬出特务机关的宿舍。
随后，这个18岁年轻女孩“导演”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谍报大戏。一次，戴笠给胡宗南发去密电，说军统准备派遣“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寻情报。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逮了个正着。消息传到戴笠耳朵里，他发疯似地捶着办公桌，气得破口大骂。
还有一次，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特务们本想放长线钓大鱼，借该站召开联席会的机会抓捕更多共产党人，却因张露萍及时送出了一张写有“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扑了个空。
几次下来，戴笠不禁起疑：“为什么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中共的准备又那么充分？难道军统内部有内鬼？”
1940年3月，张露萍回成都探亲期间，张蔚林不慎烧坏了一部收发报机的真空管，戴笠便以此为突破口，下令将他抓了起来。随后，他们在张蔚林的住处搜出一张军统在各地的电台名单及张露萍写的暗语。敌人的大搜捕由此开始。
叶剑英等得到消息后，立刻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可就在此前两小时，她已收到戴笠借张蔚林名义发来的 “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她刚返回重庆便被特务逮捕。潜伏在军统电台的7位共产党员全数被捕。
被困军统重庆稽查处看守所的张露萍，一心惦记着通知秘密机关迅速转移，反复观察后，她将看守所长毛列选作突破口。毛列只知道张家兄妹因烧坏电子管而被捕，并不了解案情的严重性，再加上他自恃是军统二处处长的妻弟，又是戴笠的小同乡，遇事可以“担待”。张露萍于是指示张蔚林给毛列50块钱，请他送一张纸条到四德里×号，纸条上写着：“表姐，姑母住院病危！望速去照顾。妹萍。”毛列看了看条子，以为是小事，收下钱，当天下午就将条子送了出去。第二天，戴笠部署的抓捕行动再次落空。暴怒之下，他将毛列处决。
一个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戴笠决定亲自审讯张露萍。“你叫什么名字？”戴笠先来了个下马威。“张露萍。”张露萍应对自如。但是，任凭戴笠如何威逼利诱，她都一口咬定，自己当年的确去过延安，却因受不了苦早早退学回家，与张蔚林只是恋爱关系，是迫于军统“年轻后生谈恋爱要坐牢”的规定才以兄妹相称，至于偷情报，她根本听不懂。戴笠从她嘴里什么都掏不出来，气得捶桌吼道：“狡赖！给我打！”
钢丝橡皮鞭抽打、昏死、泼冷水、清醒、接着抽打……一次审讯下来，张露萍浑身红肿，几度昏厥，她的声音越来越虚弱，灰白的嘴唇不断淌着鲜血，却始终咬定：“不知道！”无奈，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这起震惊国民党的“军统电台案”使蒋介石受到极大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戴笠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自己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多年后提到此事，他还咬牙切齿，恨恨不休。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监禁。4年后，戴笠对从张露萍嘴里得到有价值的东西再也不抱希望，亲自给“息烽”主任发去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那年，张露萍仅24岁。
